我 凡 事 给 你 们 作 榜 样 ， 叫 你 们 知 道 ， 应 当 这 样…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但交流互鉴必须以理解彼此之间的相异和相通之处为基础,而这又离不开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来说，一个首要的工作或许是确立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在这方面，张隆溪提出的“道与逻各斯”框架具有典型意义。自提出以来，“道与逻各斯”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中西比较模式，被广泛运用于中西诗学、文学、哲学以及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以“道与逻各斯”为框架对中西诗学文化进行比较，的确具有重大开拓性意义，但这一框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对此已有学者指出过，笔者也曾进行过批评分析，并提出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对中西语言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但多年过去，学界在中西文化比较基点问题上似乎并没有获得整体性推进，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当下语境出发，重新检视和探讨这一问题，看看“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诗学的比较基点，能否被整体地推进到中西文化比较领域，以更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视域，而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基点，可以让我们看到哪些新东西，它对于理解中西文化的同异、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神又有何意义？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是对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西诗学文化比较研究中，“道与逻各斯”框架可谓深入人心。但在中国哲学文化中，道与名是悖反共生的，“名”既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概念，也是一个语言学、逻辑学概念，它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以至整个文化生成具有基点性作用。道与逻各斯框架，不仅忽视了道与逻各斯的深刻歧异，还遮蔽了“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言说”、“理性”和“神性”共存于“逻各斯”之中，“名”则意味着“书字”、“名称”和“名—分”，且被道家之外的各家尊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道家之道排斥“名”，各家之“名”却指向“道”。这使得以“名与逻各斯”为比较基点,不仅具有更充分的依据，而且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西文化的同异和复杂性,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智慧，更好地体认中国传统“非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以“自然”为大本、以“大象”为大体、以“生成”为大德、以“合和”为大境、以“共同体”建立为指向的“大美”精神。 中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宗教以人为中心，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脱；基督教以神为中心，强调神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以荣耀神为人生的使命。第二，在对人生的关注上，中国宗教追求现世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注重实际；基督教追求彼岸的幸福，强调对于现世苦难的忍受、顺从。第三，中国宗教具有一种宽容精神；基督教则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任何一种文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发现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宗教（作为思想体系）和哲学一样，都处于人类文化的核心，代表着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所以，中西文化之差异，从根本上说，导源于中西哲学和中西宗教的基本精神之不同。正是基于此，有些学者把中国文化称为“儒家文化”或“儒教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或“两希文化”（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因此，考察中西宗教精神之差异，对于认识中西文化之异同、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促进中国文化之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提及西方宗教，无疑我们指的是基督教。因为，正是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使得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基督教的气息；而且，基督教不仅影响了西方文化，其本身也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说到中国宗教，其所指就不是那么容易确定了。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宗教。问题在于，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此处分歧甚大。不过，作为儒家文化主要内容之一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显然属于宗教的范围，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不衰，提及中国宗教是无法避开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故而，在这里我们对“儒教”的说法存而不论，但是把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也包括在“中国宗教”一词的所指之中。中西宗教在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里，我们主要在精神的层面上比较中西宗教之差别，兼及其它两个层面。因为，正是中西宗教在基本思想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它两个层面上的差异。 如何解释世界。中西方宗教都力图对世界进行理解，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基督宗教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神创造的，也是由神推动运转的。佛教认为大千世界是“缘起而生”，“业力”推动流转。道教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教用阴阳的流转变化揭示万物的发展演变，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何安身立命。中西方宗教都力图为人安身定位、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为信仰者解释人生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基督宗教认为人由于背叛上帝成为罪人，因此就要通过信仰上帝进行赎罪，从罪人变成义人，追求永生，居住天堂。佛教的目标是解脱生死，成阿罗汉、成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目的是修炼成仙。如何规范行为。中西方宗教都力图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进行行为的取舍，具有价值观的作用。基督宗教有十诫；佛教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佛教还有一部经，叫《大比丘三千威仪》；道教也有众多戒律，如三坛大戒等。中西方宗教都制定戒律，力图规范信徒行为，告诉信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践行宗教信仰。礼拜、忏悔、法会、读经等宗教礼仪活动，都是教徒实践宗教信仰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中西方宗教在解释世界、安身立命、规范行为、影响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的功能和作用。 一、人本与神本 中国宗教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与之相比，西方宗教则具有显著的神本主义特征。所谓宗教，简而言之，就是人对神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神、人、神人之间的关系是其基本构成要素。中西宗教精神人本与神本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它们关于这三者的观念之不同上。首先，中西宗教关于神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的上帝被奉为宇宙间的唯一真神，至高无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支配者。对人来说，上帝是创造者，是生命的给予者，是人生得失成败、生死祸福的主宰者，是善恶行为的审判者，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换言之，上帝是世界之根本，尤其是人之根本，一切都是从上帝出发的，也都是以上帝为最终目的的。 与基督教不同，人是中国宗教关注的中心，其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而不是神的尊严。道教以抽象、神秘的道为最高信仰，奉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老子为教祖，崇拜神仙，属于多神教。它认为，神是出于天地未分之时的先天真圣，如“三清”、“天尊”、“星君”等；仙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以及地方神灵，如“八仙”、“土地神”等。神和仙构成了道教的等级制的神灵体系。在道教教义中，神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主宰者，而是抽象、神秘的道的化身；仙是人或其它自然物修炼得道而成。也就是说，道教的神仙是人可以修炼而成的。例如，在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一个“天心神”，就是凡人学道不止而成神仙的，“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告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道教的许多神灵，特别是低级神灵往往与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气息，与基督教严厉、独尊、远离人间烟火却又监视着人的一举一动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佛教信仰的最高神是佛陀。佛陀，意为觉者，指修习佛法，达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者俱全的完满境界者，小乘佛教指释伽牟尼佛，大乘佛教除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其次是菩萨。菩萨意为“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以智慧上求菩提，用慈悲下救众生。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是其中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中国佛教中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法力无边、普度众生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佛既不是造物主，也不主宰人的吉凶祸福，只消除人的灾难，保佑人的平安；而且，佛教中的佛和菩萨都是人修习佛法可以成就的。根据佛教教义，佛陀本是人，不是神，后来被人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神。释迦牟尼佛原来是古印度一个小邦国的王太子，地藏王菩萨原来是古代新罗国的太子。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以死去的先人和天地为崇拜对象的。祖先崇拜认为，已死去的祖先能够在阴间保佑子孙后代的平安和幸福，保佑家族的兴旺和发达。鬼神崇拜以天、以及天地间的神灵为崇拜对象，鬼魂则是人敬畏、回避的对象。 由以上所述可知，在中国宗教中，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或是传统的民间信仰，神更多的是人祈求幸福和平安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保佑者，而不是人的生活的中心和根本目的，这与基督教的神灵观是根本不同的。其次，中西宗教对人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关于人的本性，中国宗教受儒家文化性善论的影响，基本上对人性持肯定的看法。中国佛教认为人有佛性，这是人觉悟成佛的根据，“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有些派别甚至主张即使断了一切善根的“一阐提人”也能成佛。佛教禅宗更是主张，人的自性即是佛性，觉悟即是佛，沉迷即为凡，人是尚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了的人。道教认为人有道心，有先天之性，此为人修道的前提。基督教对人性基本上持否定的看法，认为人有原罪和罪性。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遗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人的罪性是指人的各种违背神意、使人堕落的欲望，特别是人的贪欲。关于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基督教认为，人与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人虽然被称为神的子女，在万物中地位最高，可以管理和利用万物，但是与神相比，人是有罪的、卑微的、低贱的。中国宗教则不同，佛教把宇宙间的生命体分为“四圣六凡”有高下差别的十类，四圣是已经觉悟、超脱生死轮回的生命体，六凡是没有觉悟、未脱生死轮回的生命体，人与动物一样是六凡之一，处于六凡中的第二个层次，地位低下，但是，佛教认为人有修习佛法、证悟成佛的能力。道教珍视人的生命，认为“一切万物，人最为贵”，“人是有生最灵者也”，“万物以人为贵，人以生为宝。”。人通过修炼道术，就能得道成仙。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儒家文化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显然，中国宗教基本上是肯定人在宇宙间的较高的地位的。 宗教是人对神的信仰，所以，神人关系是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基督教中，神人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神是人的创造者，人类生活的主宰者，人的善恶行为的审判者，人的祸福的掌握者；人信仰神，遵从神的旨意，向神祈祷，求神保佑。在这种神人关系中，神是人全部生活的中心，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人一无所有，只是神意的服从者，他所能做的只是祈求和服从。在中国宗教中，人与神之间是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在佛教中，人为现实人生的苦难向佛、菩萨求助，佛、菩萨则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心解救人的苦难，保佑人的平安与幸福。在道教中，以三清尊神为主的道教诸神主宰着人的祸福成败、生死寿夭；人通过信仰神仙获得它们的保佑和帮助，达到平安、健康、长生不死的目的。天地崇拜和鬼神崇拜认为，天地鬼神主宰人事、赏善罚恶，人应当敬畏鬼神，按时祭祀天地鬼神，积德行善，以求天地鬼神的佑助。在神人关系和人伦关系两者之间，基督教重神人关系，认为神人关系高于人伦关系，爱神是第一位的，爱上帝的心应过于爱人的心，爱人也应当是为上帝而爱人。《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相对而言，中国宗教更重人伦关系，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或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都没有主张爱神应当过于爱人，相反，却都强调人伦关系的重要，把儒家的忠孝道德作为宗教道德的基本内容，甚至认为爱人高于爱神。 在神人关系中，人的解脱与神的救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西宗教人本与神本的差异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宗教非常强调人自身的努力，认为人自身的努力是人解脱的根本前提，神的救助只是人解脱的辅助力量。佛教对人生基本上持蔑视和否定的态度，它认为，人生本质上是苦的，苦的原因是人对佛法的无知和对世俗欲望的贪执。人只有信仰佛教，修习佛法，体悟佛理，才能成就佛果，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显然，对于人的解脱和成佛，佛教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佛的恩赐。所以，有人称之为“自力拯救”的宗教。这个特点在中国佛教中尤为明显。中国佛教的大多数宗派认为，人是有佛性的，凡人之所以没有成佛是因为他的佛性被世俗贪欲遮蔽了，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只要诚信佛教，修习佛法，破除愚妄和贪执，就能成佛。禅宗更进一步，认为众生无须长期修习，一旦突然觉悟自身的清净本性，就可顿然成佛。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自性的迷悟。禅宗南派创始人慧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这就把能否成佛完全寄托在人自身的努力上了。道教追求的最高目标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即道教所说的“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神秘境界。要达到这一目标，道教认为，主要依赖于人的自我修炼，“天道万端，在人可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人如果敬奉道教神灵，努力修炼，从而理解道、贴近道、追求道，就能得道；得道之后，度人济世，广积阴功，就能成仙和长生。与中国宗教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世间传播福音，拯救有罪的世人，并且以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类赎罪。所以，人的得救本乎上帝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人单单凭藉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摆脱他的罪进入天堂的。相反，只要神愿意，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也能得到神的赦免，被神拯救，进入天堂。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派把这一思想推到极端，提出“预定论”，认为能否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预先定好的，人的努力丝毫不能改变上帝的决定，人只能听从上帝的决定。简言之，在中国宗教中，人的解脱主要靠自身的努力；在基督教中，人的得救主要靠神的恩典。 总之，在基督教中，神是中心，是一切的出发点，人则是神的附属，人的一切都从属于神，人是为神而存在的，能否得救决定于神的意志；在中国宗教中，人是中心，仙佛是人修炼而成的，是人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更是人羡慕的对象，成仙成佛是人信仰宗教的最高目标，能否成仙成佛主要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宗教是从人出发来看待和设计一切的，基督教是从神出发来看待和设计一切的。 二、重现世与重来世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在宗教看来，生死的界限把人的生命历程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现世和来世。对于现世和来世的看法是宗教的基本内容之一。中西宗教在此区别甚大，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中西宗教神灵体系的构成、宗教信仰的目的、对现实人生的看法、修道方式等方面。中西宗教在神灵的属性、功能和体系构成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神，耶稣基督、圣灵和上帝是三位一体。神对人的拯救主要表现为使人的灵性摆脱尘世俗欲特别是肉体欲望的束缚，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生，享有彼岸永恒的幸福，而不是满足人的对于现世幸福的祈求。基督教认为在今世生活中，人应当忍受苦难，因为神的国度建立在天上而不是建立在地上。 中国的各种宗教基本上是多神教，它们的许多神灵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要求密切相关。道教的神灵分为三类：尊神、神仙和俗神。道教尊神中的三官大帝主管记录人的善恶过失，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道教俗神原是流传于民间的神祗，后被道教纳入神灵体系，加以供奉，有雷公、门神、财神、灶君、土地、妈祖、城隍等等。这些神灵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的现实的祈求，为人消灾解难，保佑人平安幸福。例如，财神主“迎祥纳福”，属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神侍奉，专管做生意求发财之事；门神御凶镇邪，保佑家庭平安；城隍既是“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可以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佑五谷丰登，又是阴间的长官，主人生死。中国佛教也是多神教，除信仰作为最高神的释迦牟尼佛以外，还信仰地位低于释迦牟尼佛的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等。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主要是满足人的现实的要求，解救人的现实的痛苦和灾难，保佑人的现实生活的平安和幸福，而不是提供给人来世的幸福。例如，中国佛教认为，观音菩萨能现32化身，救12种大难，他对一切人救苦救难，不分贤愚贵贱，众生有难只要念诵他的名号，就能很快得到他的拯救，脱离危难。同时，观音菩萨也满足人们的其它世俗要求，如化作送子娘娘使渴求子息的人生下儿子，化作财神保佑人发财。地藏菩萨能够祛除疾病，代众生受苦难，解救众生的一切苦难，超度一切众生，特别是超度在地狱中受煎熬的众生。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以天为最高神，其下为各种神灵和鬼魂。它们赏善罚恶，维护人间的公义；满足人对于世俗功利的祈求，为人消灾除祸，解救苦难，保佑人的平安和幸福。简言之，中国宗教的神灵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的现世的要求，保佑人的此世的平安与幸福，基督教的上帝则满足人们对于来世幸福的祈求。 在对人生的看法上，中国宗教基本上肯定人生的价值；基督教对今世生活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道教认为，生活在世上是一件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所以它乐生、重生，“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早期道教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就把《老子》中的“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生大”，认为“生”比“王”重要，“生”是“道之别体也”。所以，道教把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作为最高目标。印度佛教原本是否定现实人生的，因为它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激烈冲撞、融合之后，其教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佛教虽然也认为现实人生是苦的，追求来世的幸福，但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相反，它认为，人就是在痛若的现实人生中觉悟成佛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国就在此世，不在来世，“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现实的社会中的现实的人对于现实的福祉的祈求，显然它是肯定现世人生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不同，它认为人类具有原罪，罪性是人的本性，人一出生就是罪人，人类世代难逃罪恶之网。人生是痛苦的，罪恶的，现实世界是罪恶的深渊，苦难的海洋。所以，尘世生活是罪恶的，不值得留恋的。《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在信仰目标上，基督教追求来世的幸福，天国的永生。基督教认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赋予人以灵气，把人安置在神的乐园中，但是，人违背神的诫命，犯下原罪，被逐出乐园，到大地上受苦。所以，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得到神的宽恕和拯救，消除自己的罪性，死后进入天堂，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说：“永生是至善，永劫是极恶，而我的生活的目的，则在于求永生，避永劫。”对于现世的快乐和幸福，基督教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应当节制，甚至禁止。中国宗教虽然也追求来世的幸福，但是更强调在现世中追求现实需要的满足。道教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有仙境，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人得道成仙就可以形体不死，超脱自在，在仙境过仙人的生活，所以，道教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道教所谓成仙，并不是人死后灵魂入仙境，而是指人的形体长生不死。人成仙之后，就是仙人，既可以和俗人生活在一起当“活神仙”，也可以到仙境去生活。例如，北天师道认为北魏太武帝就是道教神仙太平真君；民间家喻户晓的道教八仙就经常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道教的成仙之说满足的是人渴求长生、逃避死亡、永享尘世幸福的愿望。佛教本来是否定现世，追求来世的，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却把对彼岸幸福的追求转变为在此世的现实生活中追求成佛。中国佛教推崇“菩萨行”，认为学佛应当先学菩萨，在救度众生中成佛。禅宗认为，佛是觉悟了的凡人，凡人开悟即为佛，人应当努力去认识自身本有的佛性，在日常生活中成就佛果。中国老百姓则从世俗功利出发，向佛教诸神供奉祭品、烧香磕头、祈求平安、发财或生子。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主要目的是祈福免祸和报恩，求得神灵的保佑，消除灾祸，得到现实的利益，如不生病、发财、长寿、科举中榜等等。总的说来，中国宗教强调对现实功利的追求，忽视对彼岸幸福的追求；基督教则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追求目标。 中西宗教重现世和重来世的差别还表现在两者修道方式之不同上，中国宗教重视在现世中修行，基督教则注重出世修行。道教认为，人努力修道，就可以得道成仙，形体长生不死，所以，修道既要重精神方面的修炼，也不可轻视肉体生命的修炼。基于此，道教各派提出了许多修炼方法，包括内丹、外丹、服气、服饵、存思、守一、导引、房中、守庚申等等，这些修炼方法可以大致分为炼养和符录两大派。无论是哪一派修炼法，都非常重视肉体生命的炼养。除此之外，对于出家修道的道教徒，还有修持功和积德功。修持功指道教徒要每日上殿诵经习符，焚香礼拜，遵守道观戒律等；积德功指道教徒要传戒授道，济度众人，办道场，做法事，为人们祈福消灾等。中国佛教主要吸取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理论，并加以发展。大乘佛教认为，要想成就佛果，就要济世度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主张积极入世，把原始佛教以个人出世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即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 中国佛教更进一步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主张发扬佛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精神，走出山林，普度众生，有益社会，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人伦日用中求解脱，觉悟成佛。中国佛教禅宗主张顿悟成佛，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相反，“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正是在现实生活中顿悟佛法的。唐代禅师百丈怀海订立“百丈清规”，主张在“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的农禅生活中修习佛法，成就佛果。其实，无论中国佛教还是中国道教，就一般信徒而言，他们信仰的目的主要不是成佛或成仙，而祈福消灾，求得现世功利的满足，所以，他们信仰的方式主要不是遵从教义进行自身的修炼，而是祭祀神佛，希望讨神佛的欢心，得到神佛的保佑和赐福。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更是为了追求世俗的功利，几乎没有来世的观念，也就谈不上为求来世的幸福而修道，所以也没有什么修道方式，只有信仰鬼神的诚心和祭祀鬼神的祭仪。而这种祭仪几乎就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礼尚往来的模式的翻版。基督教追求天国的永恒幸福，蔑视尘世的一切，出世修道是其重要的修道方式。《圣经》记载，耶稣基督要信教的人跟从他去传播福音，追求天国的永生。基督教兴起之后不久，就有在深山旷野修道的遁世派出现。公元2～3世纪时，出现了隐修院，作为基督教信徒出家修道聚居的地方；同时，一些基督教徒为了逃避世俗生活，遁迹深山旷野，专事内心修养，苦身修行，形成了隐修修会。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遍布西欧各地。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新教的产生。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平信徒皆可为祭司”，强调在宗教生活中个人内心诚信的重要性。同时，把基督教对于来世幸福的渴望和资本主义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统一起来，把今世的努力工作和取得成就当作来世幸福的兑换券。不过，对于来世幸福的追求仍然是基督教新教的最高目标。 三、宽容和独断…
“紐約城市神學院委託我為聖靈降臨節畫一幅畫。我嘗試利用舊畫報雜誌廢紙等為材料，剪下色彩，拼成我的「調色板」，然後用膠水把色塊再組合成圖像。「聖靈降臨」表達主的聖靈如火如鴿子進入世界，震撼那一棟棟麻木不仁的鋼筋水泥叢林，喚醒裡面的我們這些遠離上帝，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罪人。聖靈降臨節提醒我們，主藉著聖靈時刻與我們同在和溝通，引導我們如何面對這個充滿掙扎和挑戰，經過了大瘟疫衝擊的世界，聆聽主對世人新的啟示及對門徒新的託付-把主救贖的希望傳達.” …
此栏目为神学专题讨论专栏，我们将本着尊重教会历史与系统神学以及圣经释义原理为原则，不求众口一词，但求彼此尊重。非神学专题话题请在其它博客栏讨论。感谢理解支持。 神学是一门研究神和与神相关的事物的学科。它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化、伦理等多个领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学专题讨论是一种探索和交流神学知识和观点的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也可以促进不同信仰和传统之间的对话和尊重。在本中专栏中，我将分享一些我感兴趣的神学专题，包括： 神的存在与本质：神是什么？神如何存在？神是否有属性？神是否有意志？神是否与世界相互作用？例如，有些人认为神是超越世界的绝对存在，有些人认为神是世界的内在原理，有些人认为神是多元化的个体或力量。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理解神和世界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的启示与认识：神如何向人类启示自己？人类如何认识神？人类对神的认识是否有限？人类对神的认识是否有误？例如，有些人认为神通过圣经或其他经典向人类启示自己，有些人认为神通过自然或历史向人类启示自己，有些人认为神通过内心或灵感向人类启示自己。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获取和评价神学知识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的创造与维持：神为什么创造世界？神如何创造世界？神是否维持世界的存在？神是否干预世界的发展？例如，有些人认为神出于爱而创造世界，有些人认为神出于义务而创造世界，有些人认为神出于无意而创造世界。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意义和目的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的正义与恩典：神是否公正？神是否慈爱？神如何对待罪恶和苦难？神如何拯救人类？例如，有些人认为神按照律法和报应来审判人类，有些人认为神按照恩典和怜悯来拯救人类，有些人认为神按照智慧和计划来引导人类。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面对罪恶和苦难，以及如何寻求救赎和希望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的旨意与计划：神是否有旨意？神是否有计划？人类是否有自由意志？人类是否有责任？例如，有些人认为神已经预定了一切，人类只能顺从神的旨意，有些人认为神给予了人类自由选择，人类必须承担后果，有些人认为神与人类合作，人类可以参与神的计划。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的荣耀与崇拜：神是否值得荣耀？人类如何荣耀神？人类如何崇拜神？崇拜是否有形式和规则？例如，有些人认为神是无限完美的，人类应该无条件地赞美和敬畏神，有些人认为神是亲切慈爱的，人类应该真诚地感恩和亲近神，有些人认为神是多样变化的，人类应该灵活地适应和探索神。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我们如何表达和实践自己的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些专题都是非常深刻和复杂的问题，我不敢说我能够完全掌握或解答它们。我只是想以一种谦卑和诚实的态度，分享我在阅读、思考和交流中得到的一些启发和感悟，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看法和建议。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专题讨论，我们可以增进对神、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也可以增进对不同信仰和传统的尊重和理解。 比如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论或伊斯兰教中的单一主义。 比如道教中的道或佛教中的法。 比如印度教中的众神或泛神论中的自然力量。 比如犹太教中的《旧约》或基督教中的《新约》。 比如自然神论中的宇宙秩序或历史主义中的历史进程。 比如神秘主义中的直觉或启发主义中的灵感。 比如基督教中的创造论或伊斯兰教中的造物论。 比如柏拉图主义中的理念论或亚里士多德主义中的动力论。 比如佛教中的因缘论或道教中的无为论。 比如犹太教中的法律主义或伊斯兰教中的戒律主义。 比如基督教中的恩典论或佛教中的慈悲论。…
宗教哲学是对宗教以及其所包含的问题和观念的哲学思考。由宗教信仰所激发出的哲学思考。它与宗教哲学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对特定宗教的教义进行探讨，以求增进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宗教哲学所研究的课题包括：神的存在与否、神的属性、宗教与科学的关联、宗教与道德的关联、善与恶的本质。宗教哲学和宗教信仰哲学有所不同，前者站在宗教之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研究宗教哲学的人并不需要有任何宗教信仰。宗教哲学家们对于上帝的本质多有研究，类似命题有：什么是上帝？上帝到底是一个的（一神论）还是多个的（多神论）？对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认为，比起希腊神话里的多神论观点，人们应该相信一个完美至上的上帝；这即是一种倾向于一神论的观点。上帝有什么特质？上帝是不是和宇宙是相等的？以上命题又衍生出无数相关的哲学思考和悖论。例如，关于几个常常用来形容基督教的单一神耶和华的特质，就分别产生了如下相关思考： 全知 – 耶和华常常被认为是全知的，但是这个特质却威胁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假设承认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必然知道某人在将来会做什么。而一旦上帝知道某人在将来会完成该事件，此人必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承认上帝是“全知的”，所以它不会被蒙骗。可是假如同时承认人类有自由意识，那么难道此人不能够自主选择避免去完成该事件么？考虑到承认上帝的全知性，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对未来事件的发展做任何影响、改变，那么即否认了人类有自由意志。所以上帝的“全知性”和人类的“自由意志”是相悖的。 耶和华一般被认为是永恒的，他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祂的智慧无法测度。”（赛40:28）“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祢的年数世世无穷。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祢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祢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祢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祢永不改变，祢的年数没有穷尽。”（诗102:24-27）那么，是上帝有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呢？还是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如果上帝存于时间之内，那上帝应该因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又怎么能是永恒不变？如果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他又怎么和存在于时间之内的我们有任何交流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时间之外存在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慈善 – 耶和华的善和人类所理解的善是一样的吗？善的事情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上帝指定它们是善的，还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善的所以上帝才规定它们是善的？上帝是慈善的因为他只做慈善的事情还是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慈善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不动的推动者”这个概念。宗教哲学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推论上帝是否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知名的哲学家都阐述过他们的见解。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每一个运动的物体都有其因。如果我们追溯物体之间的因果关联，我们必然会找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也就是所有运动的始因或第一个运动者。而这就是上帝。以下为宗教哲学里几个著名的对于上帝存在性的论证。 上帝存在的论证如第一原因论，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五种方法”中写道世界中有些事情为后果。而后果们都必然有其前因。但这些前因也会有他自己的前因。如果我们追溯前因，我们必定会找到“第一原因”，因果关系不可能是无限的。这个“第一原因”本身没有前因，但却是万物的前因，而它就是上帝。本体论证明最著名的版本由哲学家安瑟伦提出。上帝被安瑟伦定义为“没有比其更伟大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定义就错了，因为世上有比这个东西更伟大的东西，一个存在的上帝。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必须存在。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所以他必须存在。设计论证也称目的论证。设计论证试着从自然世界的表象推出上帝的存在：自然界里有很多东西都看似被有目的设计过，比如提供视觉的眼睛。如果这些东西被有目的的设计过，那必然有一位设计者的存在。这个设计者就是上帝。帕斯卡的赌注 – 布莱兹·帕斯卡提出：假设人们对上帝的存在做赌注，那么一个理智的人应该赌上帝是存在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不管你赌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你都不会有太大损失。但是如果上帝存在而你赌上帝存在，那你可以得到永久的快乐。相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赌上帝不存在，那你将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理智的人会相信上帝的存在。 上帝不存在的论证如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尝试解决罪恶问题。上帝的存在和邪恶的存在看起来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完美的上帝存在，他必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话，他就有能力消除邪恶。如果上帝是全知的话，他就知道邪恶存在。如果上帝是全善的话，他就会希望消除邪恶。可是邪恶却一直存在着。如果邪恶和上帝同时存在，那么（1）上帝不是全能的或者（2）上帝不是全知的或者（3）上帝不是全善的。但是上帝必然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所以上帝不存在。宗教与科学总体来说，科学致力于研究可以通过经验观测到的世界，而宗教则涉及非物质、无法用感官直接察觉到的领域。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曾和平相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一派宗教哲学家们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互不相容的，而另一派则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个分开的领域，并不互相影响。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开普勒和培根都是相容论的支持者。相容论者分两派。一派认为科学研究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世界。我们越是了解自然世界的奥秘就越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伟大和万能。而相容论的另一派则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个互不干涉的领域。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而宗教涉及的是非物质世界。既然两者的研究领域是完全不同的，那两者就不会有矛盾和冲突。 而不相容者认为科学和宗教并不能够同时是正确的。如果宗教信仰是正确的，那科学就是错误的。而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宗教信仰就是错误的。不相容论者常常举出进化论为例子。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话，那亚伯拉罕诸教里所说的上帝亲手创造人类的事迹就肯定是错误的。 基督教哲学是包括所有代表二千年来试图用哲学的知识中的理性思考来阐释基督教的教导的理性思考的传统。哲学研究本身是理性化的批判性思维过程，而宗教是建立在启示和既定教条的基础上的，所以哲学和宗教的可共存性受到质疑。但是，基督教经典文献中确实有一些具有哲学特征的质问命题和著作。在基督教哲学中，这些命题需要以自然的方式加以证明，并且他使用了以经验为条件的反思-并运用了理性,避免超自然的信息来源（神圣的文本，神学的揭示，信条权威，直接的超自然交流)。基督教哲学的哲学起点是逻辑，并不排除基督教神学中的理性和自然的信息来源部分。尽管基督教哲学中神学学说与哲学反思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其哲学反思是严格理性化的。《史丹佛哲学百科全书》针对神学和哲学的论点是：“从这两个学科的角度来看，如果论证的前提至少之一是从启示中获得的，那么论证就属于神学领域；否则，它将落入哲学领域。”。 怎样调解基督教和哲学的分歧在宗教及哲学的融合上，过往的努力及尝试的遭遇到不少困难。这是因为经典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上没有任何预设的结论，相反经典宗教信众就已经存在着一套宗教理念。事实上，由于他们不同的目的及立场，有人认为谁？没有人能同时是哲学家，又是信仰启示的真实跟随者。若基于此论点，所有试图寻找融合的努力也是白费的。但是，亦有一些人认为这种融合是可能的。其中一个方法是运用哲学论证去证明一个预设的宗教理念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护教学，亦是多种宗教传统，如犹太主义、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作品的一般技巧，但却多被不认同是真正的哲学。另一方法是完全舍弃宗教理念是正确的想法，除非在哲学分析上已获得相同的结论。但是，这方法反而不被该宗教信众所接受。第三种方法，亦是较少用的方法，就是把分析哲学应用到个别的宗教上。在此情况上，一个宗教家只要询问以下问题，亦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 神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存在？ 启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怎样知道神将自己的旨意启示给人类？ 哪一种宗教传统须以文学方法解释？ 哪一种宗教传统须以寓意方法解释？…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 12/16/2013 上午11:43 分享（Share） 吴宗素 2010年6月 （该文发表于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吴耀宗与中国基督教学术研讨会”。但在中国国内被封杀） 近年来，有不少教内教外的朋友问我：” 你的父亲吴耀宗到底是怎样－个人？ 在国内，他是基督教会的先知，是三自爱国的旗手；在国外，他是不信派，是出卖教会的犹大，双手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你应当将你所知道的，客观真实地写出来，让后人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究竟是个历史人物”。言之有理。 父亲的同辈人大部份业已凋零，和他有过接触，和他共事合作过的人己经不多。作为其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我应该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尽量客观地，如实将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备后人评价。－个人讲话写文章，难免会渗杂个人的观点立场感情，敬请读者垂察。 当今的世人，大多对父亲己不甚了了。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但却是一个留下深刻痕迹的历史人物。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父亲是笫一届政协常务委员，是宗教界首席代表。以后担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笫一任的主席，发起并推动三自运动。他也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后改名福利会）的副主席。总会是宋庆龄用自己的基金－手创建，自任主席。（宋和父母有相当密切的关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就和宋经常往来。 母亲是医生，同时也在宋领导下投入难民救济工作，担任战地救护笫十六支队的队长。49年，中共攻打上海前夕，国民党要对宋庆龄下毒手。宋隐藏躲避，有病就派车来接母亲前往。49年开国大典，观礼券严格控制，一票难求，宋庆龄送来票两张，让母亲和我得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从1949年起，直到79年逝世，这段时期的父亲，备受各方争议。这篇纪念父亲的回忆，只是他生平零星片断记录 但也许是重要突出的片断 – 根据我作为亲属平日的观察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刊，而最主要的还是父亲本人的日记。父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日，虽然略嫌简略，但数＋年如一日，从末间断，毅力可见一班。 父亲去世几天后，上海统战部宗教处就派人来要求暂借父亲的日记。 国家组织来借，岂有拒绝之理。 四十几厚册日记就被取走，借条也不留－份。我退休后，想对父亲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较多的暸解，要求将日记归还家属。 多年来，不断去信查问，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通过关係交涉，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正式答复。间接得到的回话简洁乾脆：名人的日记属于国家的财产，不能归还。退而求其次，要求－份影印复本，也不可得。…
前三张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照片，最后一张是：高天锡院子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 最后一张照片说明：高天锡院长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在即将离开的闽南神学院门前的合影 文中亚圣顿医馆的医学班，傅连璋是第二届。我爷爷陈广森是第六届，同样逃不过参加红军的厄运 十九世纪的中国，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列强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发生了大碰撞。两次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令当时中国统治者尝到战败的滋味，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租地”，开放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积弱难返的旧中国，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859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继续扩大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外，还加入了与宗教有关的条款：“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这恐怕是参与条约谈判、翻译的某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把传扬基督福音，拯救灵魂的伟大事业，与侵犯他人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捆绑在一起的举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愚蠢的作法。这为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加入了“反洋教”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初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流传、发展，并在俄国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时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着手进行，把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动作。共产国际（亦称为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青年骨干，以期在他们的国家发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1925年，为了纪念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共产国际又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中山大学。在该校就读和任教的人中，许多名字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如：王明（陈绍虞）、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杨尚昆……。1928年 ，苏联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 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中国较早发动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东南沿海地区，即当年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生。在这群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高天锡的年轻人，他来自福建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22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吹响了“非基运动”的号角，宣布与有神论者势不两立。高天锡却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货轮，用他一腔热血，拥抱共产主义。他顺利的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Medicinski（麦迪森斯基）大概是苏联老师给他取名字时正在吃药的缘故吧。 麦同学入学，已经是“共大”后期。修读了多少共产主义理论课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遇到了第三共产国际解散、肃反运动，和王明在共大搞的“派系清洗”。麦迪森斯基同学遭到退学处理，在后来“交代历史问题”时，他也说过：是奉组织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但是与组织失去联系了。总之，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多了一个流浪汉，他就是高天锡。高天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凭着年轻，在码头扛活儿，拉板车卖力气。就在绝望之际，他被一间教堂里传出的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吸引，进入了他久违的教会。在美国长老会牧师的引荐下，高天锡进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大学：华北神学院。 华北神学院是原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赫士（Dr. Watson Hayes）因神学观点与自由派人士不合而辞职，于1919年在山东潍县成立的。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于为基层教会培养领袖，其生源并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基督教各个宗派，地区则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教职员中，华籍教授曾担任正副院长的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丁玉璋。毕业生中，成为日后中国教会栋梁之才者众，如：苏佐扬、谢友王、孙汉书……。 高天锡在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福建泉州，在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的晋江金井教会担任牧职。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在二十年代的基督教自立、自理精神的影响下，由多个宗派教会加入，组成的联合教会机构。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首任总干事诚静怡博士。下属大会、区会。以江苏大会、华中大会、闽南大会等地的会务较为兴旺、活跃。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华基督教会虽组成，仍不是中国基督徒真正独立自主自办，实权在外国传教士手中。 高天锡牧师在金井教会勤奋努力，不仅使教会诸项事工进展迅速，还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那年，他与毕业于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蔡秀娴女士结为连理。蔡家是当地望族，家产颇丰，全家爱主，是金井教会的顶梁柱。（蔡氏兄弟姐妹中的三哥蔡詠春博士，亦是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将专文介绍）。1946年，高天锡牧师得到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旧约。 由于得到“传教条款”的护航，地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是英美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其所属教会宗派为：美国长老会；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此三公会曾各自设立了，培训当地华人基督徒为日后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自1860起，英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定名“回澜斋”，伦敦会办的名“观澜斋”，美国长老会办“寻源斋”。1907年此三所学校初次联合，开设初级道学为主的科目。1921年，美国长老会在漳州寻源中学，专门设立道学科，即中国现代神学院的雏形。1926年，三公会协同开办，圣道专门学校，分甲、乙两级，各以三年为期。选何希仁为校长，教员中有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日后成为著名“吕译圣经”的作者吕振中等。该校校舍初设于厦门鼓浪屿，1936年迁至漳州马公庙，属于伦敦会的土地上建筑校舍，正式定名：闽南神学院。 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又因韩战军兴，中美关系交恶，大部分英美籍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长期受外国宣教机构经济、师资援助的闽南神学院，面临人财两难的窘境。美籍院长卜显理，将院务交予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总干事吴炳耀暂代。吴遂急电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高天锡，速返漳州，接掌闽南神学院院长一职。据了解，临危受命的高天锡牧师是中断了即将获得的神学学位，毅然选择返回祖国，以继续家乡神学教育事业。在回国途中，高牧师在闽南籍人士聚集的菲律宾马尼拉作短暂停留，在当地的“旅菲五金堂会会友团契会”（即金井、金潘、金沪、金衙、金村五个教会）及旅菲中华基督教会郇山堂、旅菲中华基督教会布道团等教会团体，宣讲闽南神学院的现况和需要，那些身在南洋，心怀家乡的闽南籍基督徒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奉献，使得高牧师筹集到足够闽南神学院续办的资金，信心满满的回到漳州。高又邀请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妻舅蔡詠春博士，来神学院任教。但是，蔡博士已经辞去美国教会牧职，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的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担任教务长工作。蔡詠春博士向高天锡牧师推荐了刚从燕京宗教学院毕业的陈世义、谢雪如夫妇，前往闽南神学院任教。高院长的到任，和一批受高等神学教育的教师的加盟，星散的神学生纷纷来归。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陈姓学生，应父亲之命，搭乘最后一班轮船，返回漳州，就读闽南神学院，他是从基隆港上船唯一的旅客。 处在“小阳春”气氛中的闽南神学院师生，遵中华基督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自革新运动”，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在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麦迪森斯基同学，识时务地在神学院里办起俄语教学班，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俄语的要求。在一片товарищ（俄语：同志）的称呼中，麦同学似乎有时空穿越的感觉。 1951年冬，高院长出席了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神学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11月，高天锡院长，结束了前后历经九十余年的闽南神学院，率领一部分经有关部门挑选的师生，北上南京，来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于是十一所神学院合并而成，院长是钦定的丁光训，其他的院长们都担任了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高天锡任崇拜委员会主任，兼教希伯来文。 时至1959年，中国大地经历“三面红旗”的极左狂潮。有人喊出“消灭宗教，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温州宣布实现了“无宗教区”。金陵协和神学院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经组织安排，神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迁移到了中国西部的新疆落户。当时美其名曰：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南京统战部和神学院领导，还煞有其事地开了欢送会。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一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高天锡，这次却不在支援边疆的队伍中。文革来临了，红卫兵占据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大锏银巷13号的校园，这个院子上一次被占，是日军入侵南京，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高天锡与其他几位神学院的留守人员，在红卫兵的监督下，烧毁了所有的圣经和神学书籍。他与另一位神学家陈泽民牧师，被关进神学院教学楼地下室，直至与神学院全体员工一起，押送到郊区的青龙山农场。此时的高牧师老矣，他每天的工作是照看一头老黄牛，牠与当了“牛鬼蛇神”的他，相看两不厌。…
选自孙美慈牧师 7月14日在南京圣保罗堂的证道 证道经文：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末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路加福音》10:25-37 证道： 这段经文是我们所熟知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源自主耶稣面对一个律法师作试探性的提问所做出的回应。其中论及有关人的作为与承受永生的相辅相成关系。同时，也表达了主耶稣对人的神圣期许。经文最后的记载是：“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因此，今天我愿以“遵主道而行”为题目与大家分享。需要解释的是：其中的“道”是指上帝的话语，主耶稣的教导等，是属信仰的层面；而“行”是指我们的信行，也就是践履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如此，达成我们信行与知道的统一。 按理说，律法师理应明白、遵行上帝的律法与承受永生的关系。然而他却别有用心地试问主耶稣：“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面对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耶稣给予巧妙地反问：“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作为律法师自然熟悉上帝的律法，并能准确地将律法的核心内容回答出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记载在旧约律法书《申命记》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和《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中的经文。由此可见律法师对律法的内容及其精髓的熟记程度。对此，主耶稣给予肯定；但同时主耶稣也明确地告诉他：“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显然，遵行上帝的律法与承受永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即信行统一。对于有信仰，懂律法的律法师来说，听到主耶稣的这番话应该很明白自己今后如何行了。但是，这位律法师为要显明自己有理，却又对耶稣提出另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面对这样显得有点“弱智”的问题，主耶稣只好给他讲个真实的故事，使他明白“谁是我的邻居”。这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0-37节的内容。 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四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落入强盗之手遭受抢劫并受伤的落难之人；第二个是在宗教活动场所日日按照律法书的仪礼、律例事奉神的祭司，此人一定很熟悉律法书的教导，且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第三个人物是利未人。众所周知，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就特别拣选了利未这一支派的人在耶和华的帐幕里作侍奉的圣工。按说，利未人也一定是很熟悉上帝的诫命与律法的。因此，在我们看来，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很懂得上帝的话语的；然而，这两个人在遇见因遭遇强盗暴力，满身血迹、奄奄一息的受伤者时，也许是心里感到害怕，他们竟然都是选择了视而不见，冷漠地绕行落难之人，只管继续赶自己的路程。第四个人物是途经此地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主耶稣的讲述中，特别提到“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这位落难之人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主耶稣用了寥寥数语就讲明了谁是落难者的邻舍。显然，在主耶稣的眼里，真正有爱、有怜悯之心的好邻舍不是深谙上帝律法的祭司和利未人，而恰恰是被犹太人瞧不起或者说蔑视的撒玛利亚人。 据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公元前722年之后，北国以色列及其京城撒玛利亚城被亚述帝国征服，处于沦陷后的撒玛利亚人被迫与亚述人杂居、通婚，这在当时的犹大国的人或者说后来的犹太人看来，他们属神子民的血统已经不纯了，加之与南国犹大的相互敌视，使得后来的犹太人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这也使我们明白当年主耶稣带领门徒离开犹太地，前往加利利地，途径撒玛利亚时，巧遇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因当时正值午正，行走多程的主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惊诧地反问：“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约翰记载在此时，用一句话向读者交代了撒玛利亚妇人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作者淡淡地说：“原来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4:7-9）透过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去村庄里寻找食物的门徒们回来后看见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稀奇”反应。（作者在此很生动地描述了门徒们的心理活动，他们十分不解他们的拉比“为什么和她谈话”。（约4:27））通过《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所引起的门徒们的种种反应，我们可窥见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被瞧不起的，是被蔑视的。但在主耶稣向律法师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却特别提到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这位落难之人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甚至于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即额外产生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通过对撒玛利亚人的这一连贯的熟练善行、动作的描述，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一个有怜悯之心、有爱心、有善举、有诚信的人，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也必定是遵行上帝的圣道的人。 所以，当主耶稣稣讲完这个故事后，特别询问向他提问的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此时，律法师明白：“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是那位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只有他才是这位落难之人的真正的邻舍。故事讲到这里，律法师明白了律法书上所写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谁是邻舍”。现在对他来说，还缺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行。所以主耶稣最后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你去照样行吧”，这是主耶稣对已经深谙神的律法的律法师所言，也是对所有追随他的门徒的神圣期许。无论是律法师还是耶稣的门徒，按说，都应当是晓得神的律法和教导，但如果是像前面所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那样，将神的话仅仅是停留在崇拜活动仪式上，或是崇拜活动场所里，离开这里就把神的话语忘记，或是能说不能行，如此，在主耶稣的眼里，他们还真不如那位被犹太人蔑视的撒玛利亚人呢！ 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不论在社会或者在众人眼中视为尊贵或卑贱，不论在宗教知识上有多深造诣，我们只有行“道”方能知“道”。这即是我理解的“行以知道”。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实行神的话时，方是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道。 讲到这里，或许有弟兄姊妹在想：是啊，我们是晓得神的话，我们很愿意读圣经，甚至熟记圣经，我们会背诵，但是若是要将神的话一一行出来，实在是很难呀! 对此我能理解，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感受到行道比听道、讲道都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难行而不做！可能大家都记得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的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意思是：不要以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以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出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在临终前特别劝勉他的儿子要进德修业，有所作为。好事要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由此可见，行的重要性。行什么，怎么行在刘备看来多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须牢记主耶稣对律法师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去照着行吧！”显然，在主耶稣那里更看重的是，律法师能行出律法书所记的，我们能行出神的话语，遵行主的道。当然，要行出主的道，则需要主的帮助，需要圣灵降临所带给我们的能力。 论到基督徒遵行主的道，在此，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个感人的生命见证。就在近两个月中，发生在重庆教会北江福音堂的一件事令我很感动，难以忘怀。 这间教会负责教牧关怀事工的牧师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她负责的教会有探访组和关怀组，这两个小组都是由自愿参加关爱和帮助他人的弟兄姊妹组成。他们的工作范围很广，其中有部分弟兄姊妹主动到附近的医院里，去关怀和帮助病中的基督徒。他们会去病房里看望生病住院的弟兄姊妹，并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就在五月份的一天，他们在病房里遇见了一位患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需要他人照顾的主内秦姊妹，而这个秦姊妹是个无儿无女、年近七旬的老人，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得知病重的秦姊妹是这种情况后，他们就自发地轮流给予她关怀和照顾，给她送餐，并24小时陪伴她，其中一位姊妹更是像照顾自己的至亲一样，昼夜不离其身，直到这位秦姊妹安息归主。而这位秦姊妹也是很有爱心，当她知道自己的癌症已不能治愈时，主动停止了用药，并立下遗嘱：她对照顾她的教会里的姊妹说：“我的身体有用的部分可以捐给有需要的别的病人，给他们带来益处；没有用的可以给在医学大学里那些学医的孩子们用来解剖。”这样，按照她的遗嘱，当地红十字会将她的遗体安置在陆军军医大学，她的眼角膜用在了患眼疾的别人身上，给他们带来了光明。此外，她还将她的积蓄捐给了教会。就在她对自己的后事安排立下这样的遗嘱时，一开始，服侍她的姊妹对她立的遗嘱有些难过和不解。此时，她反倒拉住这位照顾她的姊妹安慰她说：“不要难过，我心里有平安！我知道我要去的那地方，在那里好得无比。”由此可知，这位被主接走的秦姊妹是完全活在主里面，内心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对所信的主充满感恩和盼望。就这样，她们一起唱着《诗篇》第二十三篇，在赞美神的歌声中，秦姊妹于6月27日清晨安息归主。秦姊妹虽然离世，但是她这样富有主爱的生命见证使得重庆教会江北福音堂的牧师和弟兄姊妹很感动。就在秦姊妹离世的当天，我的这位学生拍了照片并写了一段悼念的话，说：“你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你，只知道你是基督徒，在重庆没有什么依靠，病重，于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自发地、轮流地来看顾、照料重病的你……很多次你都感动地流泪。……今天，你安息主怀，连一场简单的追思礼拜都没有，因你做了一个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你是用另一种形式奉献，付出，爱神！愿主的恩惠、慈爱随着你！”放在了微信朋友圈里，此时，被我院八十年代的校友看到了，认出来这位秦姊妹正是我们的师姐，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她在1985年毕业不久就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我知道后立即与在重庆教会牧会的我的学生联系，这才得知，她从美国回来原本为的是参加她父亲的葬礼。她送走自己的父亲后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方知自己得了癌症，且是晚期。就这样，她住进了医院治疗。她还没有来得及与我们班的任何同学联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已经回国。而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她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校友，只是觉得秦姊妹是需要教会帮助的身体软弱的姊妹。我的学生在给我的微信中说到：“为这一切我们很感恩。让我们接待、看顾肢体中最小的一个，但最后却是让我们每个服侍的人的生命成长。” 说实在话，这位刚刚离世的我们班的秦大姐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姊妹。当我们81级的同学缅怀我们的大姐时，都在追忆她生前怎样地关爱和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上学期间，她曾多次从她不多的助学金（八十年代初上学，我们是有每月30元的助学金）中拿出一半的钱用来帮助来自西部农村的同学，……可以说，她的一生都是遵主道而行。三十多年来，虽然她人在美国，但她的心却是时刻关爱着中国。就这次她回国，原本，她想送走自己的父亲后到云南的一个麻风病村去服事那里的病人，传福音给他们，然而，只因自己的身体患重病，身体虚弱没能成行。当她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医治了，她安排自己的后事时，她认为：她死后不能占着土地，更不能污染长江。她选择了捐献身体给医学。也因为她这样的富有爱的生命感动着重庆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代表我们班的同学写微信向重庆教会的弟兄姊妹表示感谢时：我说：“从昨天（6月27日）我们得知秦大姐的消息后，我们就一直被你们的爱心和神奇妙的安排所感动和感恩！你们所做的真是很好的生命见证，因为同一位主的缘故，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合一，这真是主的教会。感谢神！谢谢你们如此美好的见证。”当时，重庆江北福音堂的主任牧师，也是我们金陵的校友，他对我说：“孙老师，谢谢你介绍秦大姐丰富的有爱的人生经历。我们江北福音堂的弟兄姊妹能有机会在她人生在世的最后旅程陪伴她，真是蒙福。她的经历是对我们教会最好的鼓舞和激励。因此说，不是我们帮助了她，是她帮助了我们。”感谢神！秦大姐的一生和重庆江北福音堂的弟兄姊妹在秦大姐身上所做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遵行主的道。当然，在我们圣保罗堂以及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基督的生命，遵行主的道。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于神。愿神赐福祂自己的话语。
当今的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遇的，虽有所听闻，但并不十分了解。我相信本帖所提供的资料，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并未见过的。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于“文革”开始不久，即受到严厉的攻击：教堂被占领，圣经遭焚烧，聚会被禁止。无论是“三自会”的爱国进步领袖或一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多被视为“牛鬼蛇神”、“专制对象”，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有的被活活摧残至死；有的经不起长期折磨而精神错乱或断然结束个人的生命；也有的为求自保而公开否认其信仰，甚或积极陷害、检举和批判教会中的牧师、信徒，以表示对党的忠心。然而，不少基督徒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关头也没有停止聚会或放弃传福音的机会。故此，有形的教会虽被取消，无形的教会却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悄然生长，成为以后中国教会复兴的重要基础。 一、教会之关闭与财物损失 1958年，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只留下少数教堂作联合崇拜之用。到了“文革”期间，连这少数开放的礼拜堂也被迫关闭，被改为工厂、仓库、会场、干部办公室等。 美国基督教协会（NCCU-USA）中国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报导》（China Notes），在1966年10月号作下列的报告：“近几月来，中国教会的命运只有星散的报告，……路透社于8月23日报告说：‘红卫兵已将北京两万基督徒使用的教堂永久性的接收了’；费德斯社8月31日报导说：‘广州的教堂已被关闭而置于红卫兵的管制之下’；香港《南华早报》8月25日的报导说：‘上海基督教历史的最后一页在8月24日已经写成’。该日所有的礼拜堂，无论是使用或不使用的，无论是少数信徒用的或者市政府宗教局所保管的，里面的十字架、神像、装饰品及各种用具都被红卫兵捣毁了。他们认为这是根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切遗迹。……在上海礼拜堂前面，焚烧了崇拜时使用的宗教书籍；在圆明园路，从前教会机关办公的建筑物前也有火在烧着。”事实上，红卫兵不但占领教堂，更恣意将教堂内的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全部焚烧，或当废纸用送到造纸厂打浆化掉，其他财物如桌子、凳子、钢琴、风琴，若不是被其他机关占用，就是不知去向，礼拜堂及其教会建筑物的墙上皆贴满了标语、大字报。例如：在北京原来的青年会址，便有这样的一个大字报：“根本没有神；没有灵；没有耶稣；……成年人怎可以相信这些东西？……如同回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是反动封建主义，是人民的鸦片……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只相信毛**。我们号召所有人焚烧圣经、毁灭神像和解散宗教团体。” 在“破四旧”的冲击下，中国各地教会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当时唯一的神学院亦面临巨大的损失。1966年6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停课，8月，红卫兵进行破坏，要烧掉图书馆所有的宗教书籍与刊物。学院职员只得在24小时内将认为值得保存的神学书籍拿出来；他们先用大口袋装起，然后用大车运走。因没准备好只拿走小部分，几乎十分之九的书籍都被扔在火里烧掉，据说图书烧了三天三夜。来自厦门的信徒也报导在“文革”时，红卫兵将所收集的圣经及属灵书籍堆在广场上用火焚烧，并要求信徒跪在焚烧的圣经周围。 自1966年8月至年底，全国的基督教教堂和教会建筑物大都已被红卫兵占据，也有些教堂及所属房产物业由房管部门接管，而教会所有产业的契证也被迫缴交给有关部门。至于宗教活动则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聚会”，一律禁止举行。随即而来的是对教会领袖与信徒的批斗，借此迫使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基督教代表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领导人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实在值得仔细研究。 二、三自会之解散及其领导之遭遇 在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下，“三自会”被迫解体，失去原来有的功能，不久，“三自会”的领袖亦遭受批判，据说有大字报将他们指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三自运动”则被指为“刘少奇与吴耀宗的一个阴谋”，用以营造一幅同情基督教的图画。不过，“三自会”的最高领导人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比起一般“地方三自会”领袖而言，似乎是轻微得多。就以“三自会”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训光为例，虽曾被抄家两次，但红卫兵始终没有动到他。有人说丁是中央指名重要受保护人物之一，故得以避过种种迫害。其他如吴耀宗、吴贻芳、邓裕志等，是否也在中央保护之列，就不得而知。 可是，“三自会”秘书长，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不但遭受冲击，更暴露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原来“文革”时李被拉去批斗，且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牵他上街，游行示众，并强迫劳动。另据沪籍人士透露，李储文之被斗，是因为李为刘少奇手下，前“白区”城市地下工作者之一，当时所有“白区人”，都被视为斗争对象。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行径，令李不得不向上级求助。上级把他调到上海市市委，担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升为主任。这时，李才公开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令基督教界人士大吃一惊。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恢复三自会活动”的筹备会议上，政府代表第一次公开承认李储文是“我们党内同志，五十年代他做牧师，是由于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前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其发表的回忆录中，亦证实了李储文在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除李储文以外，据说在河南郑州，也有教牧人士，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揭发为党员，于解放前派进教会里，作渗透任务。 “三自会”的其他常务委员，也受到不同的迫害，据说杨绍唐被划为“牛鬼蛇神”，被迫拿着工具，去街上铲除冰块，因受不住红卫兵的折磨，于一九六六年冬，因心脏病而死于街头。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赵紫宸被同工打嘴巴，赵复三亦游过街、挂过牌。此外，“三自会”常委，上海清心堂朱大卫牧师，据称在“文革”时，写决心书，说与耶稣永远决裂了，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大革。 至于地方“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在北京，有传道人亲眼看见“三自会”领袖，纷纷宣布不信神，承认放了毒素，毒害了青年，并批判那些坚持信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至少有四个人，在米市大街教堂内被斗至死，其中一个是神召会的女传道，另一个是救世军的军官。另在南京、苏州，也有“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积极检举、批判教会的同工，以表示对共产党的忠心。据报，沈阳“三自会”秘书长吕志彬，还亲自主持批斗会。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其中一个前东北大会干事李廷奎，更被批斗四个月而死。在广州，则有“三自会”的秘书长被打成特务，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同样在厦门也有属于“三自会”的青年会干事，因受不了肉体摧残，而跳楼自杀。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职员方面，根据一位该校任职的牧师透露，红卫兵将他们分为三类：（一）坏分子，（二）思想反动派，（三）问题不多不大者。神学院的副院长诚质怡，被列为第一类，先是拘禁在神学院里接受审查，然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一劳改农场，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诚当时已七十高龄，后因视力神经萎缩，获准请假回家修养，但不时仍被召回去参加“学习”，每月只领几元生活费。一九七二年户口迁回南京，但诚的健康每况愈下，七七年去世。陈泽民属于第二类，七九年才摘帽平反。丁光训是第三类，另有一位姓宋及一位姓张的老师，据说在“文革”时曾否认他们的信仰，那位姓张的甚至控诉了耶稣七十多条罪状。 无可否认，“三自会”在“文革”中受了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见，其组织遭解散，《天风》停刊，神学院关闭，无论是高层或下层的领袖，多多少少都要被批斗，关“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固然有的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否认其信仰，有的却为了表现自己是“进步分子”，想要争取入党，不惜出卖教会肢体，对他们作凶狠的斗争，由此加深了国内基督徒对“三自会”的痛恨和不信任。 三、教牧人员与信徒所受之损害 文革前，地方政府已掌握当地基督教教牧人员（包括三自与非三自）和大部分信徒的名单。故此，当“文革”开始，红卫兵实行“破四旧”，便向他们进行大抄家，将这些教牧人员及信徒集中在一起接受批斗。每人要写“坦白检举材料”，若被认为写得不够，即关入牛棚（接受隔离审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在群众大会中接受斗争。大小反复的批斗，可能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最后视其所戴的是什么帽，给予不同处罚。无论在个人财物、名誉、肉体或心灵上，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是全国性的行动，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有地方性的差异。较极端的，例如有些地区搞“无教村”、“无教县”，把教会领袖和信徒抓进“管训班”，强迫退教。到了后期“文攻武斗”的阶段，这类的迫害成为地方上的政策，“造反派”对传道人、信徒的逼迫甚剧，殉道者不少。 （一）财物严重损失 “文革”一开始，人人都要交上“四旧”，圣经、圣诗、属灵刊物，甚至一切英文书籍，这些均被认为是“毒素”，必须火烧或上缴，不得私自留下。此外，还要“接受帮助破坏”，也就是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红卫兵不但拿走圣经、宗教书刊，许多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古董、钢琴、家具等也被拿去充公，剩下拿不了的就砸坏、打碎。 广东汕头市一位基督徒，曾被抄家五六次。红卫兵一来数十人，每件衣服的边子都撕开，要找金银珠宝，连墙也敲破。结果在他门前烧了一箱东西，里面有圣经、赞美诗、基督教的刊物等。一位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女老信徒，也被抄家数次。第一次把圣经、诗歌拿走，第二次将家中吃的、用的、穿的都抄去，之后又抄了好几回。 即使抄不到什么，红卫兵也会不惜捏造谎言，说是为了对其“专政对象”进行斗争。例如，上海一位曾任福音医院院长、被誉为全国“三把刀”之一的邱医生，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戴着红袖章的**人员率领下，一群群“小将”冲进了邱医生的家，作车轮战式的“扫四旧”行动，瓦片揭开了，地皮掘深了，却一无所得。除了扫走桌椅板凳、几百公斤的书刊及几百元现款外，被冻结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是寥寥可数。然而，在批斗会上，这些“革命小将”不仅对邱医生罗列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反对学术权威”等罪名，而且还宣布“抄出不少武器和弹药……金银财宝”，于是，邱医生和他的家属戴上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的大帽子，他的家也被占据，变成了“司令部接待站”。 …
犹太民族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的族群。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宗教意义）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种族意义）都属于犹太人。犹太人发源于西亚的以色列地或希伯来地。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犹太教是维系全体犹太人之间认同感的传统宗教。犹太教不欢迎外族皈依，要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必须通过考验才可以，虽然如此历史上世界各地仍有小部分不同肤色的人群通过皈依犹太宗教而成为犹太族群的一部分，而犹太人也由此从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游牧民族，发展成为遍布全球的族群。 根据有关犹太人组织的统计，2007年全球犹太人总数约在1,320万人左右，其中540万人定居在，530万人居住在，其余则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口总数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2%。根据其他组织的统计，美国国内的犹太人人数则达到650万人或美国人口的2%。上述数据也包含了自认为是犹太人但没有归属于任何犹太社团组织的人群，但事实上，全球犹太人的总人口数很难得到准确统计，因为犹太人的定义存在多种标准和界定方式，导致统计的准确性受到了影响。对犹太人起源事实的重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需要考察那些至少用十种东方语言写成的大量文献，从而研究至少有3000年的古人类历史。而且，由于考古发现依赖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其研究目的在于解读所有事实数据，强调其最具一致性的理论，加之长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偏见的存在，因此，这个任务变得颇为复杂。 根据希伯来圣经的叙述，犹太人的祖先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的男性族长（如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在公元前18世纪生活在迦南的圣经母系族长（如撒拉，利百加，利亚和拉结）。法老邀请雅各和他的家人移民到埃及与其儿子、担任大内总管（圣经多译为宰相）的约瑟同住，于是他们迁往古埃及，居住在今日的尼罗河三角州。之后，族长的后代被奴役，摩西于是在法老允许下，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以东、米甸及西奈半岛流落及生活了四十年。传统上按认为，约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征服了迦南。现代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族长和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认为这是被重新构建的的以色列民族神话故事。根据现代考古报告，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文化从没有用武力侵占这个地区，而是通过发展一种以耶和华（古代迦南诸神中的一位）为中心的独特一神宗教，进而冲淡及同化迦南人的文化。以耶和华为中心的信仰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很多邪教实践也在发展，这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以色列民族，将他们与迦南人区分开来。在中古青铜器时代的迦南人已经得到考古学证明，希伯来语是迦南语最后的一个现存语种。在铁器时代（公元前1200-1000年），以色列文化在性质上主要是迦南文化。 虽然以色列人分为十二支派，但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分支，另一个分支是撒马利亚人）传统上主要是以色列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部分地来自利未支派，这些支派一起组建了古代犹大王国，以及北方以色列王国 (后期)遗民，后者当以色列王国 (后期)被新亚述帝国征服后移民到了犹大王国，并在公元前720年被同化。 以色列人在古代历史上享有两次政治独立，首先是以色列王国(前期)的士师时期。在统一王国分裂之后，土地分为以色列王国（北国）和犹大王国（南国），分别以撒马利亚和耶路撒冷为首都。Jew这个词来源于罗马的“Judean”，用来指代来自南方犹大王国的人，而犹大王国继续由大卫王家族统治直至灭亡，与北国常出现王朝更替呈对比。从“以色列人”到“犹太人”（犹大王国的居民）的族名转变虽然没有记载在摩西五经中，但在以斯帖记后（公元前4世纪）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这是诗歌智慧书中的一书，犹太塔纳赫的第三部分。公元前587年，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了耶路撒冷，摧毁了第一圣殿，驱逐了犹大王国最显赫的公民。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本身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国土中留下的犹太人也没有了国家。巴比伦流亡（巴比伦囚虏）结束于公元前539年，当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了巴比伦，居鲁士二世允许流亡的犹太人返回Yehub（犹大帝国），并重建圣殿。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Yehud省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和平部分，直到约公元前333年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帝国后才结束了这个局面。在公元前140至37年的哈斯蒙尼王朝期间，犹太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年的希律王朝中，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独立的。自从公元七十年第二圣殿被毁以来，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流散在外。犹太人作为每个所在国家（除了以色列外）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经常遭受迫害，这导致他们数百年来人口数量和分布上的波动。 对犹太人的遗传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多数犹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遗传，它起源于中东，并且与新月沃土的人最相似。不同犹太群体的基因组成表明，犹太人分享了一个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共同基因库，这是他们拥有共同祖先起源的标志。虽然犹太社群长期彼此分离，但他们在文化、传统和语言方面保持着共同点。犹太人和犹太教是密切相连的。理论上，犹太教信徒就是犹太人，这种犹太人，与那些血缘上是犹太人的，有相同的地位。然而，很多改宗犹太教的人以及犹太教前信徒都表示，许多一出生就是犹太人的人，将后期皈依者视为二等犹太人。主流犹太教并不鼓励改宗，改宗被认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部分的改宗都是混合婚姻的孩子，或是犹太人的配偶或未婚妻、未婚夫。 希伯来圣经提供了一种对犹太人传统和早期犹太民族历史的宗教解读，它建立了第一个亚伯拉罕宗教，现在世界各地已有54％的人信仰这种宗教。犹太教在实践和信仰上引导着信徒，它不仅被称为宗教，而且也被称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明确区分了犹太教，犹太文化和犹太身份。在整个历史的多个地区和时代中——在古希腊世界、启蒙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欧洲、伊斯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非、中东、印度、中国、或当代美国和以色列等——都发展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犹太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特征不一定是全是宗教特征。其中，一些因素来自犹太教，而其他因素来自犹太人或犹太人的特定社群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因素来自社群的内在社会和文化动力，而不是来自宗教本身。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同犹太社区具有独特的犹太文化。 第二圣殿被摧毁后，犹太教失去了大部分教派性质。然而，很多希腊化的流散者留下来，集中在亚历山大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市社区。希腊化犹太人不仅是流散人士的一股力量，而且也是长期以来以色列地上的一股力量。一般来说，学者认为拉比犹太教受到希腊主义的有意义影响。由于失去圣殿，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耶路撒冷。犹太教在语言上分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亚拉姆语的圈子。]每个社区的神学和宗教文本都有显着的不同。希腊化的犹太教从未发展出yeshivas来学习Oral Law。拉比犹太教（以以色列地和巴比伦为中心）几乎在著作中完全忽视了希腊化的流散者。希腊化的犹太教最终因为其信徒被同化为希腊罗马文化而消失，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东部拉比社群，他们在巴比伦有着大型的学习中心。 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以及公元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以后形成了巴比伦的社群，到一世纪，犹太人社群的人口有了急速的发展，在200年到500年间，从原来的一百万犹太人增加到两百万，这既包括自然增长，也包括从以色列地移民而来的犹太人。那个地区的人口占据世界犹太人口的六分之一。13世纪的巴尔·赫布雷斯（Bar Hebraeus）认为，在罗马世界有6,944,000个犹太人，Salo Wittmayer Baron认为这个数字是令人信服的。在一世纪中期，罗马世界内拥有七百万犹太人人口，在罗马世界外拥有一百万人口，这个数字被学者普遍接受，包括路易斯·费尔德曼（Louis Feldman）。然而，当代学者们现在认为，Bar Hebraeus的数字是建立在罗马公民的人口调查基础上的。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的《编年史》记录的数字是6,944,000。路易斯·费尔德曼曾支持这个数字，但现在认为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和Salo Wittmayer Baron的数字是错误的。费尔德曼对犹太人主动传教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将古代犹太教视为容易接受改信的教派，特别是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他进而指出，历史中缺乏传教的记载，或关于那些寻求转信者的拉比名字的记载，因此这是犹太人并没有主动传教的证据。费尔德曼坚持认为，人们转信犹太教是很普遍的，犹太人口在以色列地和侨民中都是很大的。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罗马时代转信犹太教的人数量有限，他们并没有促进犹太人口的增长，这是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的，如，从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男性转信犹太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个男性在罗马世界转信的困难因素是犹太割礼的要求，这是改信基督教的人不需履行的要求。Fiscus Judaicus（犹太税）是公元70年对犹太人征收的税，它在96年不对基督徒征收，这无疑限制了犹太教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