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张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照片，最后一张是：高天锡院子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
最后一张照片说明：高天锡院长全家与陈世义老师伉俪在即将离开的闽南神学院门前的合影
文中亚圣顿医馆的医学班，傅连璋是第二届。我爷爷陈广森是第六届，同样逃不过参加红军的厄运
十九世纪的中国，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列强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发生了大碰撞。两次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令当时中国统治者尝到战败的滋味，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租地”，开放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积弱难返的旧中国，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859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继续扩大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外，还加入了与宗教有关的条款：“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这恐怕是参与条约谈判、翻译的某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把传扬基督福音，拯救灵魂的伟大事业，与侵犯他人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捆绑在一起的举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愚蠢的作法。这为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加入了“反洋教”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初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流传、发展，并在俄国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时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着手进行，把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动作。共产国际（亦称为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青年骨干，以期在他们的国家发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1925年，为了纪念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共产国际又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中山大学。在该校就读和任教的人中，许多名字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如：王明（陈绍虞）、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杨尚昆……。1928年 ，苏联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
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中国较早发动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东南沿海地区，即当年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生。在这群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高天锡的年轻人，他来自福建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22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吹响了“非基运动”的号角，宣布与有神论者势不两立。高天锡却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货轮，用他一腔热血，拥抱共产主义。他顺利的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Medicinski（麦迪森斯基）大概是苏联老师给他取名字时正在吃药的缘故吧。
麦同学入学，已经是“共大”后期。修读了多少共产主义理论课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遇到了第三共产国际解散、肃反运动，和王明在共大搞的“派系清洗”。麦迪森斯基同学遭到退学处理，在后来“交代历史问题”时，他也说过：是奉组织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但是与组织失去联系了。总之，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多了一个流浪汉，他就是高天锡。高天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凭着年轻，在码头扛活儿，拉板车卖力气。就在绝望之际，他被一间教堂里传出的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吸引，进入了他久违的教会。在美国长老会牧师的引荐下，高天锡进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大学：华北神学院。
华北神学院是原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赫士（Dr. Watson Hayes）因神学观点与自由派人士不合而辞职，于1919年在山东潍县成立的。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于为基层教会培养领袖，其生源并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基督教各个宗派，地区则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教职员中，华籍教授曾担任正副院长的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丁玉璋。毕业生中，成为日后中国教会栋梁之才者众，如：苏佐扬、谢友王、孙汉书……。
高天锡在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福建泉州，在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的晋江金井教会担任牧职。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在二十年代的基督教自立、自理精神的影响下，由多个宗派教会加入，组成的联合教会机构。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首任总干事诚静怡博士。下属大会、区会。以江苏大会、华中大会、闽南大会等地的会务较为兴旺、活跃。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华基督教会虽组成，仍不是中国基督徒真正独立自主自办，实权在外国传教士手中。
高天锡牧师在金井教会勤奋努力，不仅使教会诸项事工进展迅速，还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那年，他与毕业于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蔡秀娴女士结为连理。蔡家是当地望族，家产颇丰，全家爱主，是金井教会的顶梁柱。（蔡氏兄弟姐妹中的三哥蔡詠春博士，亦是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将专文介绍）。1946年，高天锡牧师得到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旧约。
由于得到“传教条款”的护航，地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是英美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其所属教会宗派为：美国长老会；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此三公会曾各自设立了，培训当地华人基督徒为日后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自1860起，英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定名“回澜斋”，伦敦会办的名“观澜斋”，美国长老会办“寻源斋”。1907年此三所学校初次联合，开设初级道学为主的科目。1921年，美国长老会在漳州寻源中学，专门设立道学科，即中国现代神学院的雏形。1926年，三公会协同开办，圣道专门学校，分甲、乙两级，各以三年为期。选何希仁为校长，教员中有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日后成为著名“吕译圣经”的作者吕振中等。该校校舍初设于厦门鼓浪屿，1936年迁至漳州马公庙，属于伦敦会的土地上建筑校舍，正式定名：闽南神学院。
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又因韩战军兴，中美关系交恶，大部分英美籍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长期受外国宣教机构经济、师资援助的闽南神学院，面临人财两难的窘境。美籍院长卜显理，将院务交予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总干事吴炳耀暂代。吴遂急电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高天锡，速返漳州，接掌闽南神学院院长一职。据了解，临危受命的高天锡牧师是中断了即将获得的神学学位，毅然选择返回祖国，以继续家乡神学教育事业。在回国途中，高牧师在闽南籍人士聚集的菲律宾马尼拉作短暂停留，在当地的“旅菲五金堂会会友团契会”（即金井、金潘、金沪、金衙、金村五个教会）及旅菲中华基督教会郇山堂、旅菲中华基督教会布道团等教会团体，宣讲闽南神学院的现况和需要，那些身在南洋，心怀家乡的闽南籍基督徒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奉献，使得高牧师筹集到足够闽南神学院续办的资金，信心满满的回到漳州。高又邀请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妻舅蔡詠春博士，来神学院任教。但是，蔡博士已经辞去美国教会牧职，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的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担任教务长工作。蔡詠春博士向高天锡牧师推荐了刚从燕京宗教学院毕业的陈世义、谢雪如夫妇，前往闽南神学院任教。高院长的到任，和一批受高等神学教育的教师的加盟，星散的神学生纷纷来归。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陈姓学生，应父亲之命，搭乘最后一班轮船，返回漳州，就读闽南神学院，他是从基隆港上船唯一的旅客。
处在“小阳春”气氛中的闽南神学院师生，遵中华基督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自革新运动”，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在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麦迪森斯基同学，识时务地在神学院里办起俄语教学班，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俄语的要求。在一片товарищ（俄语：同志）的称呼中，麦同学似乎有时空穿越的感觉。
1951年冬，高院长出席了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神学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11月，高天锡院长，结束了前后历经九十余年的闽南神学院，率领一部分经有关部门挑选的师生，北上南京，来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于是十一所神学院合并而成，院长是钦定的丁光训，其他的院长们都担任了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高天锡任崇拜委员会主任，兼教希伯来文。
时至1959年，中国大地经历“三面红旗”的极左狂潮。有人喊出“消灭宗教，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温州宣布实现了“无宗教区”。金陵协和神学院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经组织安排，神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迁移到了中国西部的新疆落户。当时美其名曰：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南京统战部和神学院领导，还煞有其事地开了欢送会。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一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高天锡，这次却不在支援边疆的队伍中。文革来临了，红卫兵占据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大锏银巷13号的校园，这个院子上一次被占，是日军入侵南京，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高天锡与其他几位神学院的留守人员，在红卫兵的监督下，烧毁了所有的圣经和神学书籍。他与另一位神学家陈泽民牧师，被关进神学院教学楼地下室，直至与神学院全体员工一起，押送到郊区的青龙山农场。此时的高牧师老矣，他每天的工作是照看一头老黄牛，牠与当了“牛鬼蛇神”的他，相看两不厌。
这时，不断地有外地来的调查人员，找高天锡询问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情况，因为当年的那些同学，都是身居海峡两岸的“要人”。我似乎明白了，为何麦迪森斯基一直在某种势力掌控中的原因。高天锡终未能看到1980年金陵协和神学院重新开门招生的那一天。从共产到基督，由战士变牧者，从天堂掉地狱，生命的轮回，神学家魂归故里。
-陈宣明-
博尔塔拉忆往 二十二（上）
记中国最后一位基督教救世军军官吴兆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距离南京市繁华的新街口不远，有一条幽静、整洁的小街，名叫大锏银巷。这个巷子的13号的院落里，有几座被银杏树环绕着的灰色建筑，平日人迹罕见。一九五二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示，华东地区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这里成立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一时间，来自各地的师生，操着不同方言，身着各式装束，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为了追求真道这一共同目标，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在这群人里，有一位北京来的学生，被同学们称作“军官”。他人长得英俊挺拔，皮鞋与头发都收拾得锃亮，身着一件咔叽布的美军夹克。他的名字叫吴兆祥，是服务于北京基督教救世军的军官，被教会派来进修神学。
这里要与读者们一起补习一下有关救世军的背景情况。百度百科这样记载：The Salvation Army，中文名称基督教救世军，是一个于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它有一个称呼，为“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它的创办人希望能够把基督教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之需要来给予帮助。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大约七十多个国家。
救世军的传道人、牧师都有军衔的，从少尉、上尉、少校…..乃至大将。我不知道吴兆祥在救世军里具体是什么军衔，但军官是肯定的了。吴军官在学业上如何，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那届神学生中，收获最大的。在学期间，这个北京帅哥获取了一位江南女子张丽贞的芳心，并且在丁光训院长和神学院师生们的祝福中，在学校举办婚礼。然而，蜜月还没度完，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暴，令各地的教会活动萎缩，大量教职人员生活无着，神学院也面临关门的境地。
这时，神学院师生得到一个也许是好消息的消息。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处理城市闲散人口的通知》，要将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不适宜继续留在城市里的人口，有序地安置到国家边远地区。有战略眼光的吴兆祥，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边疆地区需要人才、知识，且“天高皇帝远”，政治斗争的力道不太强。于是，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师生，加入了“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吴军官是这支队伍的副队长。
博尔塔拉忆往 二十二（下）
记中国最后一位基督教救世军军官吴兆祥
一九五九年，春寒料峭。金陵师生及家属近百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火车走走停停，最后停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兰新铁路最西端：尾垭站。金陵支边大军换汽车，继续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进发，沿途风光虽美，但身怀六甲的张丽贞却无法欣赏。只听吴队长不断地鼓励妻子：要坚强！坚强些！终于坚持到把孩子生在了乌鲁木齐的医院里，给她取名叫：吴坚。
金陵师生在新疆自治区党校受训三个月后，被当作国家干部，派到基层部门工作。吴兆祥夫妇分配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距乌鲁木齐600公里，距苏联边境不足30公里。在乌鲁木齐受训期间，一天吴兆祥上街，在大十字的明德路，看到矗立着一座十字架！原来是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在受派来新疆处理“三区革命”事件时，自己出钱买了这个人称“九间半房”的建筑，请西北灵工团的人，办起了“迪化基督教会”，直至今日。吴兆祥陷入了沉思：刚刚才向党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又看到了熟悉又亲切的家人……这个星期天，吴兆祥偷偷地溜进了明德路，看见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各自暗暗地祷告：主啊，你必不离弃你的儿女！多少年后，当吴兆祥又踏进这座教堂，他已是全新疆闻名的吴长老了。
一辆马车把吴一家拉到了温泉县外贸局大院，张丽贞当会计，吴兆祥担任业务员，向牧民收购羊毛、牛皮等，供加工后出口。为了报答政府给出路，知人善用的作法。这两口子勤奋工作、克勤克俭、善待他人，在当地是出名的“老好人”。
六十年代的这场政治风暴，是史无前例，而且无死角的。已经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的吴军官，在劫难逃。他怎么解释基督教救世军不是“反动军队”，可是祖国边陲小城的人，怎能相信？连知识水平高的上海，也把天主教的圣母军当作“反革命军队”斗倒斗臭啦。文革后期，吴兆祥被释放出来。我禁不住问他：你那件证明你是反动军官的美军军装是怎么回事嘛？吴军官苦笑着说：那是年轻时候爱炫，从地摊上买的旧货嘛。对了，经历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民间流散了许多除了武器之外的美国军用物资。这几年我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汤姆汉克斯屁股上挂的那个军用水壶，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带帆布套的。
在吴兆祥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县团级职务之前，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伴张丽贞，却没有能够熬到这一天。痛苦、失落时刻噬咬着他的内心，吴兆祥想起了他在明德路教堂里的祷告，想起了他在救世军里服务的光景，这是他入党以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他走进了博乐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他记忆深处的圣经知识，和属灵经验，如同活水源泉流淌。他不但在所居住的地方参加聚会，还应邀在新疆许多的教会讲道、施洗，成为远近闻名的吴长老。但是，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一个有军衔的救世军军官。应部分读者的请求，我删去了吴老晚年的照片，我本意是想唤起大家对垂垂老去的前辈，多一些爱怜和敬意。但愿我自己能够接受垂老的样子。“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博尔塔拉忆往（十五）
我心目中的男神何义纯。
诸位看官莫要以为我用错字眼，这里要回忆的这位老人，是我自小以来就十分敬佩的男子汉，何义纯叔叔。他刚刚在新疆去世了，走完了他荣神益人的人生道路，却依然遗爱于博尔塔拉山水间。
何叔叔出身于安徽一个乡间教会的牧师家庭，自小立志以传道为业，考入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深造。不意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风暴，把他和五十多位神学院师生送到了新疆。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年轻的何义纯被派到偏僻荒凉的博乐友谊农场，任场部秘书。记得是1961年的冬天，天灾人祸的大饥荒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他奉场领导之命，送几只野鸡给州党委书记尝鲜。何叔叔路过我家，想顺便探望我父母亲（曾是他的神学院老师）。当看到面露饥色的孩子，他不由分说从马鞍上解下两只野鸡，我和妹妹只顾好奇地摆弄那美丽的羽毛，在一旁的妈妈早已泪流满面……。
何义纯以他的纯真、诚恳和工作热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当时的党领导，也没有把基督徒当作洪水猛兽，而是知人善用，让这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由前进牧场场长，进而担任温泉县委书记，博州卫生局局长，老年大学校长。诚然，在当今这个社会里，若要当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加入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放弃任何宗教信仰。何义纯在形式上，一定得这么做。但是，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主教，多次在国内外的许多场合表示：中国的基督教，要解决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何义纯是最先实践的人。何叔叔，你歇息了人间的劳苦，在天国继续关爱我们吧！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海外金陵校友在北美，是大分散而小集中，即以几个中心城市为点，周边都有十几二十多位同学，是可以找机会经常见面的。因为感恩节期间，大家在教会都有各种活动，所以我们旧金山湾区的金陵校友就提前聚会了，感谢矫捷同学及时报道。补充报告参加这次活动的校友：矫捷夫妇、张圣爱、王从友张丽丽夫妇、从沈阳来的姜同学，还有我的新疆朋友米尔夏提巴哈古丽夫妇。
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文中主人公都入党了。我本来是想展开讨论：为什么马列主义党要逼其成员，在宗教信仰与党籍之间，二者选一。后来我考虑到，咱们海外金陵校友，没这么大胆儿，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添乱了。
陈老师您好，谢谢您在这里的分享。我是杜克大学三年级的博士生，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毕业论文的缘故对蔡咏春博士的生平思想很感兴趣。若您对其人有所了解，或是有相关的历史材料，能否请您与我联系？万分感谢！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这些金陵故事。在纽约协和这几年，一直忙着自己的功课，真想有机会多听听金陵的故事，毕竟自己也是金陵校友，虽然不能算是fully qualified金陵海外校友。
当时到金陵读书，毕业牧会一小段时间后返回金陵教书，所以，金陵在自己的生命成长和性格塑造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金陵的故事塑造了金陵本身，金陵又塑造了我自己的生命，所以，非常喜欢听到的这些故事，好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家人一般。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新疆生活过的金陵前辈们的故事，对我而言就更精彩，因为自己短短的这几十年人生中，新疆的生活就占据了十八年的幼稚时光。
什么时候我也能赶快退休，能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尽情聆听自己的喜欢的这些故事。
2018年11月18日下午三点旧金山湾区金陵校友在陈宣明大哥家举行了感恩节聚会，共九人参加。感谢神把刚从国内到美国的校友江牧师和陈大哥的两位新疆朋友带到我们当中！陈大哥的朋友是穆斯林，这也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好机会！陈大哥和他的朋友为我们精心准备了平常吃不到的正宗的新疆抓饭、烤羊肉串、奶茶、皮辣红等美味佳肴！这使背井离乡和初来乍到的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在基督里的大爱！我们在一起交通、分享、祷告和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对我们个人，主的教会和海外今灵使团过去的带领，恩典和祝福！祈求神赐给我们更加清楚的异象和使命！陈大哥和我还分享了2018海外金陵校友圣地之旅的行程，心得和体会，分享一路的见证。陈大哥手拿从迦拿买的陶瓷小酒壶，充满喜乐地讲述了耶稣所行的第一神迹，在迦拿婚宴上水变酒的故事，我们举杯感谢神，彼此祝福和感谢！感谢陈大哥的爱心和无私奉献！愿神大大祝福陈大哥及其家人，也祝福我们每一位！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海外金陵校友在北美，是大分散而小集中，即以几个中心城市为点，周边都有十几二十多位同学，是可以找机会经常见面的。因为感恩节期间，大家在教会都有各种活动，所以我们旧金山湾区的金陵校友就提前聚会了，感谢矫捷同学及时报道。补充报告参加这次活动的校友：矫捷夫妇、张圣爱、王从友张丽丽夫妇、从沈阳来的姜同学，还有我的新疆朋友米尔夏提巴哈古丽夫妇。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 65:11 和合本)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和合本)
从小就是听“伯利恒的马槽，加利利海的渔夫，加略山的十字架…..”这些故事长大的。一直到了退休年龄，才有机会与诸位海外金陵校友亲自踏上发生过这些故事的土地—以色列。今年，是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1948年，联合国看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惨样，也念及犹太学者为世界科技的贡献，就把当年被誉为“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划出一块给犹太人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竭力抵御四周强敌的打击扰乱，胼手胝足，休养生息，活得还挺好。转眼七十年了，举国欢庆，我也跑来蹭热度。
美国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公民免签证，也不像对其他国家的旅客那样严加盘问，主人怕我们以后去以色列的敌国有麻烦，就不在我的护照上盖入境章，而是用一片入境卡代替。为了与大部队一起活动时有精力，我提前一天到，选了一个机场旁边的公寓式酒店，原来就是只有两间客房的民居。男主人名叫便雅悯（古时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是一位做旅游的中年犹太人，怪不得他有能耐把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酒店”，放在世界最著名的酒店订房网站Booking.com上。我在酒店正门瞻仰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犹太老祖宗的巨像，进房看到的就是希伯莱文的祈祷书，钱币是旧约时代就使用的钱币舍客勒（new shekels)，令人恍若隔世。
最后补记一笔：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用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的名字命名，我搭上TAXI与司机瞎侃，提到此行目的之一是代朋友来祭奠民国政府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及“救命签证”的事迹。只见这个犹太老头儿潸然泪下，喃喃地说：“如果我的爷爷遇到他（指何领事）就好了……”，看来他的亲人也是被纳粹屠杀的570万（根据纽伦堡审判起诉书记载）犹太人中的一部分。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二：
世界公认的聪明人犹太民族，睿智而不苟言笑。还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在纽约飞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就遇到一群服装奇怪的黑衣人。他们中的男性，黑衣、黑帽、黒鞋子，无论老幼皆将两鬓的头发留着，编成辫子。在十个小时的航程中，不断有人起身，把个装有犹太经典“妥拉”的小盒子绑在额头上。摞起左胳膊，缠条黑带子。还不时捞起内衣的繸子亲吻，旁若无人地在飞机窄小的走廊上念祈祷书。资料显示：他们是被称为哈雷迪的犹太极端正统派教徒。他们以研读犹太教经典为业，不愿意涉入世俗社会生活，不事生产，不服兵役，靠吃补助过着较贫寒的生活。
这天，我和驴友们在耶路撒冷城中，寻找訪埃塞俄比亚正教修道院。不意在一条陋巷中，看到一块警示牌：“凡衣着、举止违反规定者，驱逐无赦”。原来我无意中闯到了哈雷迪人的聚居地，百门社区（Me’a She’arim）。所谓违反规定，肯定是指犹太极端正统派的戒律。我们在耶路撒冷租住的AirBnB的房东Joseph，是18年前从洛杉矶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瞧他戴基帕（Kipa，意为“遮盖”，犹太人认为赤裸脑袋对着天，是对神的不恭敬）。鬓角留成小辫子，衣着有繸子（不是裤带）满身干活的尘土，我料定他不是个哈雷迪。遂斗胆问这位美国老乡：你们辛勤劳作，缴纳赋税，而貴国政府却养活了这么多哈雷迪？他似乎毫不在意地答道：“是大拉比养活着他们的”。这位“大拉比”，大概就是耶和华神吧？今天的以色列，还遵行着“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原则哦。幸福的哈雷迪。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三：Kosher 与Sabbath
入住耶路撒冷市中心的Airbnb，厨房用具全是一次性的。愁煞爱做饭的我，遂向房主要求。他照办了，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这些锅碗瓢盆只许煮Kosher的食物！所谓Kosher，符合犹太食物律也。不可吃自死未放血的牲畜、无鳞带壳的海鲜、昆虫猛兽等“五不食一遵从”。Kosher规定：一餐饭中不可同时食用肉品及奶品。这个令人费解的规定，源于犹太经典《出埃及记》：“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上帝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用娘亲的乳汁去煮自己孩子的肉，想想都觉得残忍。一些悲天悯人的犹太人，将其引申为喝咖啡也不放奶。这对于吃遍世上万物的中国老饕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呢？
昨天是Sabath（安息日），人们为记念完成了创造世界的上帝，在这天休息了。大家在这天开始，即星期五日落时分起，至次日日落后，不做任何带有创造性的工作（包括做饭），不走超过两千肘（约1000米）距离的路程。星期五黄昏，我还在耶路撒冷老城里闲逛，只见著黑衣的哈雷迪人，在犹太会堂祈祷完，拖着家人匆匆往家赶的情景。次日清晨，我要乘电梯下楼，咦？电梯自动升至顶楼，然后逐层停，门自动关开，我只有耐心等待电梯到我住的二楼。平日戒备森严的公寓，竟然大门洞开…..。原来，摁电梯按钮和开门，都是做工，违反守安息日的规定。我走在空寂的大街上，心想每一位劳苦担重担的人们，都有权利享受一天，上帝赐予的安息，不只是犹太人。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四：
行走在以色列的大街小巷，各色人等琳琅满目。有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裔面孔；有亚美尼亚裔的高加索人种面孔；有欧美风格的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人脸型；还有与非洲人别无二致的“黑犹太”。近年，以色列国民中，又加入了新鲜血液，开封犹太人。几乎全人类所有的DNA，在区区880万人的以色列国民中，都能找到。产生这种万国来朝、种族融合的现象，是源于19世纪初就开始的“阿利亚运动”，即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故土运动(Aliyah希伯莱语，根母之意为上升)。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人物摩西，曾带领民众走出埃及，并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征服了迦南的部落城邦。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在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大部分迦南地区，建立起以色列王国。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死后，王国一分为二，南为犹大，北为以色列。直到公元133年，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攻占了以色列，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大，他们焚毁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掳走了大批犹太人。从此之后，耶路撒冷曾被多次易手，还被无数次地摧毁和重建。犹太人从此流离失所，散落到世界各个地方，被称为“失落的部落”。时值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量曾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纷纷移居到据说是上帝应许赐予的迦南美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联合国允许以色列建国时，犹太裔人口约为80万人。从以色列建国之日至今，招聚世界各地的犹太裔回归的行动，从未停止过。
在阿利亚运动中，曾有帮助非洲犹太裔移民以色列，即“黑犹太回归”事件。故事起源于三千多年前，非洲大陆有一位名叫示巴的女王，她仰慕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率众前往拜访。智慧而多情的所罗门，与来自黑非洲的美女发生了一段天雷勾地火的爱情，据说还生了孩子。后来，示巴女王又回到了家乡，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繁衍了一批自称为犹太人的群体。这个十足的狗血剧情，却产生了以色列政府在六七十年代，用飞机把已经潜逃到邻国苏丹的这群人运回国内的“摩西行动”。这些移民以色列的黑人，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又缺少工作技能，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一向做事精明的犹太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做这笔看起来“赔本”的买卖呢？前天，我们访问了一个名为Shavei Israel 的，协助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机构。与总干事Michael Freund的交谈，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他自己就是从纽约回归的犹太人，曾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担任重要职务。Freund在工作中，发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件，是那里的犹太裔要求回归，却不知何故被压下来了。他认为，推动世界各国的犹太裔移民以色列，不仅是为了增加以色列国家的人力资源，更是凝聚人心，彰显上帝眷顾祂子民的义举。遂辞去政府职务，创办Shavei Israel，专门从事组织、协助以色列民迁居自己国家的事业。在我们的会面中，一位刚从中国移民来的犹太姑娘赵薇薇，让我们了解河南开封犹太人，及其回归祖国的经历。
以色列建国之日，即遭受四邻的仇视和武力进犯。仓促成军的以色列民兵，大部分由欧洲各国来的新移民组成。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游击队员，还有在苏联境内遭到清洗、驱赶，后来移民以色列国的犹太裔苏联红军指战员。这批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战士，手持简陋的武器，浴血奋战，抵御强敌，捍卫刚诞生的以色列国。70年过去了，不断有新人移民以色列，应验了上帝的应许：“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将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五：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纳粹，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然而，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排犹运动”。从最早的波斯帝国与古罗马帝国开始，他们将犹太人刻画为“谋杀救主基督的人”，不管是15世纪末期的西班牙，还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沙皇俄国、都能看到“反犹”的浪潮。却有一批正义人士，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以各种形式救助了那些，陷于苦难危险境地的犹太人。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历经磨难的犹太人，在世界许多地方建有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以警示后人反犹的罪行，并感激曾经帮助过他的恩人。我受何凤山在旧金山的亲属委托，趁访问以色列的机会，前往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拜谒安放何凤山博士灵位的“国际义人纪念园”。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预约，也不打算购买参观一整天的门票。我向纪念馆门卫说明来意，获准免费进入，看来何凤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像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收钱，说明书都要收12舍克勒，也真是表现犹太人的行事为人风格。几年前写过一段介绍何凤山总领事的文字，与大家分享。
读后感：看了这位中国三高写的以色列游记，令我回忆起一件事情。趁激情未消，记述于下。
约莫十年前的某天，我陪同四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同行，游览旧金山风光。当我们走下金门大桥，穿过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军要塞的Presidio时，看见一座有穹顶的土黄色建筑。客人好奇，这个没有十字架的教堂建筑为何物？我仗着自己学了一点宗教知识，卖弄一下：这是犹太人的会堂，安息日做礼拜，平时进行本民族传统教育和社区服务…..
我们被该建筑雇的私人保安公司武装人员挡在门外，“911”刚过不久，美国的犹太人惊魂未定。我们正在交涉，惊动了会堂的拉比（犹太教教士，相当于牧师、神父、阿訇）她（对，是女性！颠覆了我对犹太教的有限的认识）听到了我们的对话里有Shanghai，遂走过来询问：你们如果真的来自上海，就请进！这几位中国教授喜不自胜，不但参观了会堂建筑内部，还获准登上祭坛，也就是代表古代犹太教圣殿的至圣所，并翻阅了珍藏的羊皮妥拉。受宠若惊的客人，弱弱地问：我等何德何能，受此礼遇？女拉比答：我们永远纪念、尊崇中国的何凤山领事和上海市民，“救命签证”使一批犹太难民得以逃离欧洲，上海市民不惧日本法西斯的威胁，收留了他们。我们这个会堂的前辈们，大都是这批人。
这段经历，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开始研究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关于何凤山先生的事迹，各种报道已经很多，在此不赘述。当年获得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所发的签证，逃离纳粹魔掌前往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有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送陈逸飞油画给邓小平的那位）的姑妈，有在里根总统内阁任财政部长的布朗等。二战期间，他们在上海避过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五十年代初辗转到美国、以色列等地。定居美国的这批犹太人有一个小圈子，聚在一起时，操沪语、打麻将，还组团去上海探望当年老朋友，并在闸北区提篮桥附近的霍山公园里，树立了一块“纪念上海市民救助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碑”。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何凤山。这座以马内利会堂，也有固定为上海祈祷的日子。回过头来说何凤山总领事。巧的是，我与何夫人的侄儿沈老师是朋友，听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何当年顶着压力，给那些求告无门的犹太人发签证，得罪了外交部，哈德国的老蒋，也不喜欢这头不驯良的“湖南骡子”。何先生仕途不顺、郁郁寡欢。1973年，他随子女来美国，定居风和日丽的旧金山。
何先生早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一所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在湖南创办的基督教学校。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使他能够做出无惧强暴、救助无辜的义举，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其实，何先生平日参加礼拜的金门基督教会，距以马内利会堂只有十几条街，却是咫尺天涯。1997年，旧金山犹太人找到了何凤山，而他却在以色列国准备颁发最高荣誉“义人奖”之前，去世了。关于这个奖项，希伯莱文不好准确翻译，译为义人奖也很符合犹太经典里关于“义人”的寓意：“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和好的人，与神同行的人”。而以马内利会堂的意思是“与神同在”。基督徒何凤山实至名归！
何义人的女儿何曼礼，代表父亲从以色列政府代表手中，接过了这个“迟来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友好姊妹城市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授勋仪式，适时大力推进中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一句多余的话，在此期间，何领事的老东家中华民国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却没有躬逢其盛。据说，去年马英九总统，为何前领事平反，也颁发了一个“迟来的荣誉”。
以色列之旅印象之六：
美女与美酒，从来都是男人的最爱。一到以色列，就被满街荷枪的以色列女兵给雷到了！姣好的面容，婀娜多姿的身材，和那黑森森的枪眼，你想不动心都难。
迦百农，加利利海边点缀着一座红顶东正教教堂。照看饮水机的小美女阿利亚，一边描摹教堂神甫饲养的孔雀，一边耐心地配合游客照相的邀请，令人联想当年在迦百农的会堂里的妇女们。品尝迦拿的婚宴美酒，是此行目的之一。小镇迦拿，琳琅满目的葡萄酒，伴随着一对对情侣在此举办婚礼（肯定有些是专门来这儿重新办一次的）。因着圣经记载，许多东西都蒙上一层神圣的色彩。面包、鱼、葡萄和酒，甚至哭墙的石头、死海的盐和泥巴，都成了朝圣者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有谁会去思索，这些物件背后所代表的真实属灵意义呢？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八）：红军手里的“洋票”
我少小顽冥不化，十岁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那天，我那位好朋友，扛三道杠杠的少先队大队长，在全班同学中集资，买了两本书《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作为我这个落后分子终于入队了的纪念。漫不经心地翻开朋友们送的礼物，一看就爱不释手。书中描写的红军英雄事迹，令我热泪盈眶、热血賁张！其中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现在仍记忆犹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出现一个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鼎盛时期达数十万人马。他们武装割据在中国数省几块农村根据地，都是相对贫弱的地区。红军从成立之初，就受到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围困和清剿，无一日不在战斗中。
红军的军费开支是怎么解决的呢？难道真的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中共出版的历史书上，关于红军军费来源的问题，是这样解释的：
1、共产国际提供的，这里的共产国际主要是指苏共，苏共在党的早期活动中，给了经费，这些包括各类运动经费，建军经费等等。等到后来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经济上脱离了共产国际，但是手里的枪与之前帮助提供的武装还是存在的。
2、红军在早期根据地的一些经济积累，早期的红军在江西根据地通过打土豪，经商，开矿等等有一定的经济积累，而且这部分积累并没有成为死钱，而是用到了一些投资上面。包括上海等地的一些公司。
3、红军党产公司的提供。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建立并经营的一些党产公司。
4、就地打土豪，路过那里，就打那里的土豪。
5、进步人士的捐赠。
关于这五个方面，我们认为有其资料的依据，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的。但是，那些中国革命历史研究学者，在写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筹措红军军费的问题上，刻意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红军往往是用绑架手段，勒索赎金，以获得军费的。
1927年，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所谓的“左派”汪精卫，分别与中共翻脸，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集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上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武装起义”等口号。中共在此后的对敌斗争中，“打土豪”一直是主要手段。把一切能抓到的地主、资本家、城乡士绅、敌军俘虏，和外籍人士，统统视为打土豪筹款的对象，即绑票勒赎的人质，土匪称作的“肉票”。
在福建古田的红四军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一件名为《筹款须知》的革命文物。该件明确而详细地教红军官兵，如何侦查筹款对象的财务情况，如何踩点。抓住肉票时，如何威胁逼迫家属交出赎金。还有作为奖励的赎金分成等规定。在红军建立根据地的苏区，和敌我双方拉锯地带，凡有产者，均被当土豪打。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侥幸逃脱者，均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基本无土豪可打后，红军的筹款方式转为向在战场上被俘的敌军军官，索取高额赎金。
1930年，国军第18师中将师长张辉瓒，参加蒋介石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张作战失利，在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俘获。蒋介石在张辉瓒的家人和部下的哀求下，向红军提出：只要放回张辉瓒，作为交换条件，他将释放100多名被捕的中共人员，并且答应提供5000多人的枪支弹药，以及20万银元和20担西药。然而，这样丰厚的赎金，却被愤怒的苏区群众给搞砸了。1931年1月28日，在吉安东固的万人公审大会上，张辉瓒被砍了头。
1930年七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独立第1团，攻占景德镇，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和没收反动资本家财产的斗争，扩展了红军队伍，后独立第1团撤出景德镇。8月14日再次进占，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成立了景德镇苏维埃政府。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红军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共和国的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家人的巨额赎款后，红军释放了人质。据方志敏女儿后来的回忆录里说：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
近年出版的《衢州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记载红军筹款的文章《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廿八都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县境内，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红军广丰独立团，攻占了二八都，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价值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红军将保长谢世仔释回，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则被撕了票。两个月后，红军居然又再次攻占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在抢夺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向被俘敌军索要赎金等来源都枯竭了，红军把筹款目标对准了外籍人士。土匪把绑架的人质称作“肉票”，那被绑架的洋人，就叫“洋票”。
自1864年以来，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性质成为教科书所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条约中，大都含有“传教自由”条款。向古老的东方大国传教，获得福音未及之民，成为西方国家基督教差传运动的大热门。在来华的西方国家宣教机构中，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最重要的一支。1865年英国籍传教士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其宣教方针：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扬福音，要将福音传给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
内地会不顾义和团“灭洋运动”屠杀西方传教士的历史阴影，没有留在中国的大城市，以图政府保护。而是选择了偏远、贫穷的中国内陆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内地会的宣教士们打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隔阂，在中国内地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在红军控制的地区，以反帝的名义，逮捕了境内几乎所有的外籍传教士。勒令这些“洋票”的家人，和所属教会交赎金。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从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传教士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南京方面释放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兰夫妇。虽然这笔交易没有做成，但是可以证明，苏区的确关押着外国传教士。内地会，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机构，对绑架人质事件向来有一项明确的处理原则，即不为人质交纳赎金。因为这更容易让他们在各地的传教士，成为下一个绑架的目标。所以，一旦发生传教士被绑架，其所属机构一般不会向绑匪交赎金。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在被差遣之前，都是明白告知此项规定，并签了“生死状”的。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无力在中央苏区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仓促败退。为牵制进剿的国军，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指挥。方志敏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对于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他在狱中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托人带给了鲁迅。1949年后，被选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方志敏在这两篇文章流露出来的反洋和仇富的戾气，及另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所表现出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代表了那批红军领导者的精神境界，成为红军杀富济贫、改天换地的理论依据。
方志敏曾就读江西南昌一所教会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非基运动”。他写道：“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牧师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方志敏回到老家，领导农民打土豪，带头抓捕和处死了当地的地主，他的五叔方雨田。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抓获了在此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师达能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爱伦。
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来自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立志来华传教。1932年师达能在安徽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完成中文学习，被派往安徽宣城开始传教。师达能的妻子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出生在山东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蓓蒂在中国长大，在回美国读神学院时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在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并回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被派往安徽颍州。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他们接替回国休假的汪仁宣教士夫妇，来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一个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摧残，尚未恢复过来的小城。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携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婴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红军占领了旌德县，抓捕了“帝国主义分子”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师达能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要二万美元赎金。师达能只在信中描述了他被绑架的过程，然后引用了《圣经》腓立比书中的一段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红十九师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物资，前往庙首镇。师长寻淮洲得知，师达能夫妇没有向教会要求缴纳赎金，恼羞成怒。在庙首镇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上，师达能夫妇被拖行游街凌辱，并宣布要当场斩首示众。据1992年版《旌德县志》记载：即将行刑之时，一个当地教会的信徒张师圣，冲入刑场，恳求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以从张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理由，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当地人在庙首镇北侧的鹰岭山坡下，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将其安葬。委托教会的卢克周牧师带着孤女爱伦和师达能写的遗书，逃离庙首镇。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她的外祖父家。
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是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传道事业的烈士，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师达能夫妇遇害一案，在当时中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暂缓了对红军的围堵、征讨。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在师达能夫妇被害的五天后，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被前来围剿的国军击毙。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被抓获。作为这起骇人听闻的绑架勒赎、杀人案的最高领导，方志敏难逃刽子手的罪责。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執行死刑。
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国民政府大军的五次“围剿”，终于败下阵来。为不至于全军覆没，中共领导层决定突围。1934年8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受命带领七千人的部队，从江西永新出发，欲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汇合，组织抗日先遣队，为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大部队开路。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木黃，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且战且走，进入了贵州省境内。贵州简称：黔，自古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落后贫穷地区。红军的给养几乎断绝，更糟糕的是迷失了行军方向。老办法，打土豪。可是，穷乡僻壤的山区，早已经没有土豪可绑架勒赎。红军遂将目标对准了在这一地区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了绑“洋票”的勾当。
内地会新西兰籍传教士成邦庆（Arnolis Hayman，大伙儿都叫他：海曼）1890年生于锡兰（今斯里兰卡），父亲是英国救世军传教士。成邦庆几个月时母亲早逝，1892年全家迁到新西兰。成邦庆离开学校后曾在商店打工，20岁时去了安嘉斯传教士学院（Angas Missionary College）读书。1913年他作为内地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在镇江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中文，后被派到重庆、江津、遵义、镇远等地传教。
1933年初，成邦庆奉命到原属镇远教区的旧州工作。旧州，也称“老黄平”，是汉苗杂居地区。致力于向苗民传教的成邦庆一家四口，与当地居民相处甚好。他为了传教，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这是内地会要求每一个传教士必须做到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使他与红军遭遇，勒索赎金未果，没有被杀，反而受到优待。
奉命前往旧州教堂绑架成邦庆的红军战士，路遇一对洋人。以为是“洋票”自投罗网，当即拿下。被红军“摆乌龙”抓获的这对洋人夫妇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士。男的名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民国政府外交檔案及上海《申报》译作波夏德，又叫勃沙特）。薄复礼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从小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对海外传教的生活和工作深深的着迷。薄复礼25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中国。他努力的学习中文，十分的想要融入这里的生活，他和妻子露西（Ross）被內地会派往贵州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秋，薄复礼夫妇被邀请到黔西主持一场礼拜，结束之后即准备前往安顺，经黄平县旧州镇再回镇远。关于红军的消息他们虽早已略有所闻，所以一路上特别小心，希望走小路可以避开，结果还是碰上了一群手持步枪的军人。薄复礼和露西被五花大绑的带到了一个到处贴着标语的山寨。意外的是，这些红军士兵并不是要抢他们的财物，反而把他们松绑后带到保卫部。薄复礼主动询问须交多少赎金才可以让他们走，保卫部的人回答他说要十万元美金。这个天价的数目，令薄复礼夫妇几近绝望。然而，他们还是安定情绪，开始写信给国内外教会和亲友，寻求哪怕是一丁点的希望。次日，薄复礼的內地会同事成邦庆，也被红军抓获，送到了保卫部。保卫部负责人吴德峰，向眼前的两个“帝国主义间谍”，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叫他们向自己的主子拿钱来赎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吴部长下令释放了这两家人质中的妇女儿童，只留下薄复礼和成邦庆随军转移，等待赎金到了才放人。
红六军团保卫部吴德峰，中共内部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骨干。正是由于他没有滥杀“洋票”，导致了红军在长征途中，意外地得到薄复礼等数位外国传教士的帮助，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缺少有军用价值的地图，在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的贵州山区，与熟悉环境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周旋，仗打得很窝囊。一天部下来报告，在打土豪时从一间天主教教堂里，缴获了一份地图。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团长肖克喜出望外，打开地图一看，是一份法国神父绘制的贵州地图，它远比手中的中学地理课本里的地图，要清楚、详细的多。但是，军中没有一个人懂法文，也看不懂那个法国神父的地图上的标记。
肖克想起了扣押在人质队伍里的薄复礼，传令保卫部押解“洋票”薄复礼来见。瑞士人都通晓法语和德语，薄复礼辨认出地图上的文字和标记，帮助肖克军团长解决了许多军事上的疑难。于是，人质变成了军团司令部的“编外参谋”。通晓苗人方言和当地民俗的成邦庆，也多次参与了红军与当地苗族土司的谈判，以及每天军事行动中需要与当地人民沟通的翻译。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还押解了一些国军俘虏和勒索赎金的“肉票”。他们都是被捆绑着随部队行军，苦不堪言。而这两个“有用”的“洋票”，待遇好很多，有时还可以骑马行军。
长征途中的薄复礼——内地会在对传教士的各项训练中，注重医疗知识的装备。这两位在被红军绑架期间，运用他们的医学经验和随身携带的药品，治疗了很多红军官兵。在扣押了四百多天后，红军看实在榨不出赎金，就释放了成邦庆，薄复礼也在半年后获释。红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内地会，和他们的家人那里得到赎金。滑稽的是，为了要强调这两人是因为间谍嫌疑被捕，而不是为了赎金。红军组成了一个临时法庭，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法律，分别被判成邦庆一年(从被抓的1934年12月19日算起，至获释的1935年12月18日)、薄复礼一年半(自被抓的1934年12月19日算起，直到被释放的1936年6月18日)。法庭还象征性地追加罚金，45万和30万。首席法官，就是红六军团的保卫部部长吴德峰。
在释放薄复礼的仪式上，军团长肖克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借地，我们决定放你走。将来，我们还会是朋友”。随后，肖克亲自下厨做了一道湖南家乡菜粉蒸肉，招待马上就要回家的“肉票”薄复礼。成邦庆根据他们在红军长征中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了《一个外国传教士俘虏的长征：成邦庆回忆录》（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薄复礼也写了《抑制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他在1973年出版另一个版本，书名改作《指导之手》(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内文有一些增订。
薄复礼在这本书里，毫不吝啬地用溢美之词描述，与他共处近两年的红军。他对红六军团首长肖克的描述：“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很好的文化修养，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一位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薄复礼对绑架他的红军官兵的认识，也从开始的“残暴的土匪”，到“一群充满理想，纪律严明的战士”等等。我个人认为，造成薄复礼在他的书中所表达这种观点的原因，有三方面：
1、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现象，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2、传教士的悲天悯人心态，或者说是基督教殉道者对拯救罪人的献身精神。薄复礼在红军队伍中，尽量不激怒绑架他的人，处处配合。薄复礼还为二军团首长贺龙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凡此种种，化解了双方敌对、猜疑的心理，促成了红军改变以往勒索不成就撕票的土匪做法。要知道，贺龙就是那个“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土匪头子。薄复礼获释之后，于1940年又带着妻儿回到了他当年传教的贵州，直到1951年，他的“红军朋友”再次把他驱逐出境。
3、红军将领肖克的人格魅力。肖克出生于湖南嘉禾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幼年入私塾，师范学校毕业，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叶挺麾下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参与了中共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武装斗争，并逃过了中共内部的多次肃反清洗。肖克的文韬武略，在中国工农红军指挥员中不可多得。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说过：“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别说是敌人，就连我们也被转晕了头，不过红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一共有十个军团，每个军团长（除了故亡的），解放后都授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唯独26岁就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肖克，授上将。有人说是肖克的连襟贺龙（他们历史上分别娶了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一直压制了他。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可以理解为：自红军以来，土匪作派一直占着上风。
历史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求生存而筹措军费的行动，是历史上许多揭竿而起的草莽们，都采用的。但是，我谴责他们将绑架勒赎的暴行，施向并不富有的无辜人士，尤其是残忍杀害人质，不可原谅。撕票是连土匪都不齿的行为。基督教对华传教运动，不幸地被人将西方列强的侵略、殖民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表示深深地遗憾。很多对来华传教士遭杀戮与被迫害，都是在“反帝”的旗号下进行的。最后，我要向这批以传播福音，拯救中国人灵魂为己任，献出生命的殉道者致敬！他们洒在中华大地上的鲜血，见证了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他们见证了真理的高贵，鄙视了邪恶与暴行。行笔至此，我热泪盈眶，热血賁张。
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九）：离休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动政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带头退居二线，成立中顾委。他为了安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搞了一个干部离休制。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可享受此光荣政治待遇。发全额工资，有好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逢年过节还有礼物送。以下是一位退休老教师的自述。本文以第一人称记录如下：
自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可是，当我八十年代告别讲台时，享受的是离休干部待遇。那是缘于我学生时代的一次冲动，准确地说是参加了一次革命行动。这事情的原委，容我慢慢道来。
我出生在北平的一个闽籍富商人家庭，成长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我的父亲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后进入政界，却在福建省主席陈仪与蒋介石的政争中，夫妇俩被军统特工当街狙杀，成了国民政府的“烈士”。当时我才十三岁，带着十一岁的弟弟，靠政府微薄的抚恤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抗战时期，厦门大学撤到闽西的长汀。在校园里，基督教团契非常活跃，我从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大概是我事事处处都很努力勤奋，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在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厦门的那一年，我担任了厦门大学学生会女生部主席。
1947年初的一天，高班的同学陈景汉，神秘兮兮地来找我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反美示威，我是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那时，北平刚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各地，尤其是校园里，反美情绪高涨。同为女大学生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全身投入。然而，我并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在厦门大学的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反美、反蒋的行动。
1947年元月七日，我们数百名厦门大学男女学生，举着横幅标语走出厦大校门向市区进发。途中还有一些厦门双十中学的学生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走在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繁华的中山路上，我们高呼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军驻华”的口号，引起市民们的围观和响应。机电系学生曾宪诚是地下党党员，他早已隐藏在中山路的一座楼房的二楼，拍下了这张示威游行队伍的照片。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期间，并没有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扰和镇压。我们顺利回到校园，还兴高采烈地开了庆功会。
几天之后，厦门警备司令部的人马闯进厦大校园，逮捕了参与示威游行的七名男生，和四名女生。我是那天示威游行的副总指挥，当然逃不了。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在军警面前慷慨直言、据理力争：“谢雪如是国家烈士遗属，又是我孩子的家庭教师。另外几位女同学，也都是出身良好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请把她们留在这里，由我严加管教”。于是，我们四位女同学得以逃脱魔掌。男学生还是被厦门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那次示威游行之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对我格外亲近起来。她经常来校园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苏联的书籍，还隐隐地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天新地”……。可是，我一心向往基督教的团契生活，不明白曹干事的明里暗里的启发。不久，随着我的未婚夫，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深造去也。而这位当年潜伏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曹锦如，如今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我经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戴过的帽子五花八门，一直是革命的对象。就在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有一个多管闲事的干部，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我向组织交代个人历史的材料。“嘿，谢老师在1947年指挥了一次反美示威游行？这可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啊，符合离休干部待遇”！就这样，我成了离休干部。我的弟弟谢崇永，算是真正的离休干部。因为杀父之仇，他痛恨蒋政权。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因为组织里出了叛徒，他不得不逃离学校，去乡下打游击。1949年，他随解放军杀入厦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参与了厦门的各项建设，在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当然是离休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来美国与儿子同住。在出国前，我把这份离休干部待遇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我任教的学校，设立了一个贫寒女生补助基金。尽管那些学生中，有些人在那个荒唐时代，让我吃足苦头。九十年代的一天，我的那位高班同学陈景汉，又找到了我。原来他也来到美国，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两个当年的反美示威游行正副总指挥，在美国“会师”了。
附记：查阅相关资料，在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文件《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周恩来也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同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那些发生在中国许多城市里的学生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其目的不仅仅反美，主要目标是反蒋，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添乱。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主教与中国革命（上）
十九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开始了成规模的对华传教运动。其宣教区域和组织机构，基本都是以基督教的各大宗派（Denomination）所属的差会（Missionary Board ）来划分的。普世圣公宗（Anglican Communion）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圣公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成果。由于盎格鲁宗（Anglicanism）一词与盎格鲁人一词词型较为相近，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民族名称而非宗派名称。因此，在美国及苏格兰等强调圣公会非英格兰人特性的地区，改以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自称，Episcopal意思为主教制的。圣公宗具有完整的使徒统续，特别在按立神职人员的续承上。圣公会实行三品圣职：主教(会督)、祭司(会长)和执事(会吏)。
从十八世纪起，一批圣公宗传教士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建立教会。美国圣公会成立差会后，在1835年决定差派传教士来华。1841年，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到澳门，1842年迁到厦门，1845年到达上海。其后，主要在中国中部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传教。1902年，在华的美国圣公会分为鄂湘皖赣教区和江苏教区。主教座堂分别设在汉口鄱阳街，和上海极司非而路圣约翰大学内。1912年，在华的美国圣公会加入中华圣公会。本篇主要记述几位基督教圣公会的主教，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洪流中的际遇。
（一）
吴德施主教（Bishop Logan Herbert Roots），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1870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18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文学院，1896年毕业于圣公会神学院，同年由美国圣公会差会派遣来中国。此后，吴德施长期在武汉传教。1904年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1912年教区分割，继续任鄂湘教区主教至退休。吴德施主教在辛亥革命前后，默许了圣公会华籍神职人员胡兰亭、黄吉亭等人，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创办含有反清倾向的书报阅览室日知会。在日知会被清政府破获，刘静庵等人被捕后，吴又出面营救。
1913年，吴德施主教被选为中国基督教续办委员会委办长。1922年兼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1926-1931年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期间，他还担任过一些社会职务，他参与创办华中大学，担任第一任校董会主席。吴德施主教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渊源久远。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形成“宁汉分裂”局面。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的周恩来，由上海潜来汉口，受到吴的庇护，并护送其转赴南昌，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吴在汉口鄱阳街圣保罗主教座堂的住所，曾招待过苏联派来支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鲍罗廷，以及许多外国左翼人士：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白求恩等。国民政府的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许多头面人物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抗日战争初期，汉口成为中国的临时首都。也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长江局所在地，八路军在武汉设有办事处。吴德施主教联合在武汉的西方国家人士捐款，以慈善、救灾的名义，赠送财物和药品给八路军。而且是派他的女儿，亲自押运这批物资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周恩来、王明、博古、罗瑞卿等与吴德施主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合影）
1939年，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搬到重庆，曾派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产党领导人陪同到延安访问。吴德施主教的老同事，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江文汉先生是代表之一。江在他的《延安朝圣记》一文中，颂扬了延安精神，认为，中国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们时，十分肯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战胜利后，圣公会主教还曾收到过由周恩来、董必武二位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署名的信，信上说：“如果你们获国民政府允许，派牧师、医生、教育家来我们地区参观，或建立教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你们将受到欢迎。我们将努力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忠告”。这封信签署于1946年2月26日，送信者为浦化人，一位早年毕业于金陵神学院的牧师，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中共建政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1938年，在华工作了42年的吴德施主教要退休了。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代表中共向他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赠送了亲笔题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汉口《新华日报》以“吴主教的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吴德施退休回国后，主要从事重整道德运动。1945年，吴德施逝世于美国密执安州的麦克尼克岛，享年75岁。
基督教教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所表现的左倾言行，是从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流行起始。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能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跟基督教教义没有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天真的左翼人士就叫白左。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是跟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各西方差会（传教派遣机构）都有明文规定：不得参与其宣教区的政治，或党派之争。然而，每一位来华的西方国家传教士，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中，往往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吴德施是一个将文学与宗教；浪漫与严谨；感性与理性融合在一起的传教士。也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和支持，也许就出于此。如果他再多活几年，看到他的中共朋友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对基督教采取的严酷手段，不知作何感想。
（二）
这里要介绍的第二位主教，是香港圣公会的前任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香港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海外殖民地之一，由英国国王任命驻港总督，简称“港督”。香港圣公会教区作为世界圣公宗的成员，其主教职务（中文译作“会督”）是由英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册封，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高于香港其他教派的领袖人物。
1895年，何明华出生于英格兰东北的纽卡索，年轻时从军，获颁圣十字勋章，后毕业于牛津大学青铜鼻学院。1932年至1966年任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及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1951年起改为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是该教区第七任主教。何明华主教的前六任，均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而何是平民出身，且为英国工党成员。他之所以能成为会督，是与当时香港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何明华在青年时代，担任过英国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1922年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第11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之后，何受聘于北平、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在上海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何明华在其任职期间，参与调停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其同情劳工的立场，和热衷于社会服务的做法，亦是他在日后履行香港圣公会会督职务上的一大特色。
何明华受十九世纪圣公会著名神学家莫里斯（ F. D. Maurice）的影响：将爱建立于神学和社会学之上，并非只是个人的改变，而是真正的大社会（Kingdom of Jesus）。他常说：在现代世界中行出基督徒的爱（Christian love acts in the modern world）。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并建立一批制造军需、民用工业物资的合作社，以支援战争的运动。宋庆龄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组织，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亲笔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进占香港。何明华主教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协助下，得以脱险，撤往内地。何曾经赴重庆拜访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亦与左翼人士多有往来。据当时以青年会干事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储文回忆，闻一多、吴晗等一批“进步师生”，常常在何明华主教在昆明的寓所聚会。到过陕北、皖南，过士兵一样生活的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也曾住过何在香港的会督府，并在此完成了她介绍毛朱等人的著作《The Eighth Rout Army》。一次，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遭国军围剿。何拍急电致蒋介石，说该队成员并非共产党人，而是些爱国青年，叫蒋切勿消灭他们。当时香港《华商日报》以大号字体标题，登出此消息。
圣公会中的高派总体上比较左倾，反对贫富差别悬殊，主张建立一个更公义的社会，跟共产主义在理念上有部分重叠之处。何明华在任内以教会名义兴办了不少孤儿院、劳工子弟学校，和为社会底层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廉价企业。他对中共宣扬的“均贫富、扶助工农、打到列强”的主张，是很认同的。抗战期间，何明华组织了教会及香港各界，多次赴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参观，捐钱捐物。
1949年大陆政权改变，英国政府出于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考虑，需要一个像何明华主教这祥的缓冲角色，与中国共产党相处。港英当局与内地之间的交涉，很多都是通过圣公会港澳教区来协商的。这个规矩延至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时，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担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
1950年，圣公会云南教区主教黄奎元被政府逮捕。何电请周总理要求释放黄，并以个人名义保证黄若获赦，必定留在祖国服务。黄获自由不久，便从滇缅路潜逃香港，转往美国，令何颜面尽失。尽管如此，何明华主教依然是中共的座上宾。1956年，何应全国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主教的邀请，访问内地，并获邀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据说何还当着众宾客面前祷告谢饭。访华返回香港后，何明华又得到一个“粉红色的主教”的称号。
何明华在神学思想和教会观上，属于较为激进的自由派。主张“本色教会”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北平沦陷时被日寇囚禁于集中营。1941年夏，赵获释来到香港做短暂停留。何明华不失时机地在会督府里，打破常规将原为公理会成员的赵紫宸，在一小时内完成圣公会的三圣礼。即行坚振礼（成为圣品人），继而封为会吏（执事），进而按立为会长（牧师）。1941年，圣公会福州教区的英籍主教患鼠疫去逝，何明华奉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之命代管福建教区，并前往福州监选新主教，促成了当地首位华人主教张光旭当选。张氏后来更出任福建协和大学及福建协和神学院的董事长。1944年，何明华主教破例按立广东肇庆圣公会的女会吏李添嫒为牧师，李成为普世圣公宗史上首位女牧师。
数十年后，担任香港圣公会大主教历史及神学顾问，并出任香港圣公会档案馆馆长的魏克利牧师（Philip Wickeri），这样评价何明华主教：“何推动福音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建立于友谊之上。圣经常常提及友谊，何会督讲道亦经常提及友谊。他认为传道的工作，其实是与人建立交通（Adventure in friendship）。他与中国政府亦建立了不错的友谊。他服事中国尤如和中国谈恋爱般。何明华几乎读过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书籍，亦经常与华人交流中国艺术，而非谈论宗教。本身是英国人的何明华，甚至敢于批评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并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同情”。1966年，何明华主教荣休，他是历届主教中任职最长的，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主教与中国革命（下）
英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自17世纪以后就不再服从罗马教皇﹐在宗教组织上有自己的安立甘教会（汉语或译为：圣公会），首脑是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圣公会的主教长，暨普世圣公宗中的精神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主要负责宗教性的事务﹐主持国王加冕和英国王室的庆典仪式。负责教会组织、事物方面工作的另一位首脑人物是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
休立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英国圣公会教士。1874年生于英格兰肯特郡，1924年开始担任曼彻斯特教会的教长（Dean of Manchester）。1931年被英国内阁首相任命为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至1963年。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诞生，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遭经济危机重创，令一批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休立特·约翰逊等这样的一批精英人士，把苏联看成是人类的希望。担任了坎特伯雷教长的休立特·约翰逊，在此时两次访问苏联﹐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约翰逊教长访苏归来，频频撰文、演讲、出书，盛赞苏联。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完全没有道德的基础﹐是罪恶的渊溯﹐而苏联简直就是基督教要建立的天国在人间的翻版。他说：我们的制度是由利润来推动的﹐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基督教的原则看来是完全不著边际的梦想﹐而在苏联这些原则正在变成现实。因此﹐苏维埃社会在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和文明的。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英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没有与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是在北京设立了外交代办处。这种与美国盟友不同调，且扑朔迷离的英中关系，鼓舞了像休立特·约翰逊这样的左倾人士，拥抱社会主义新中国。1951年，约翰逊教长在莫斯科接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之后，直接去了北京。约翰逊来到了因韩战而爆发高涨反美情绪的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共对来自英国的坎特伯雷教长，这位“义务宣传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伦敦工人日报》报道：伦敦各界人士六月十四日晚，在女皇大厦举行盛大的和平集会。会上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发表演说，热情地呼吁与“富有创造性的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说：新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前哨战士，它正在从事巨大的努力，使世界大步接近普世和睦的日子。约翰逊还说：中国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已富裕起来，这就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他对于英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日益衰退表示惋惜。他宣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迫害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的事件。并且把中共印发的“美国军队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宣传材料，带回英国﹐在西方世界散布这个谣言。
约翰逊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伦敦工人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他成了西方世界公认的共产主义辩护士﹐被人称作“红色教长”（Red Dean Hewlett Johnson）。他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要求政府将其去职。根据英国圣公会的传统规矩，坎特伯雷教长一职的任免，是由英国内阁首相决定的。不知为何，约翰逊一直在坎特伯雷教长的位置上，做到1963年退休。而且，他还在1956、1965年，多次率众访问中国。（英国出版评价约翰逊教长《红色教长》一书封面）
约翰逊教长每次来华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夫妇、郭沫若、廖承志、童小鹏、唐明照等政府官员，从机场迎接，到人大会堂国宴，和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全程陪同。在这些活动中，中国基督教界高层人士陈文润、王梓仲、丁光训等亦作陪在侧。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与约翰逊教长之间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由当时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赵復三担任。赵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口语自然流利。他虽然非神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因自小在教会长大，圣经和神学知识娴熟，他出色完成为教长一行的中英双语同步翻译。随后，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立即按立赵復三为圣公会会长（即牧师）。这在普世圣公宗的教会体制中，是不多见的。赵復三是六十年代初成立的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回首历史﹐人们能够看到宗教在对抗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立场和作用。然而，从上世纪初就弥漫在基督教内部的左倾思潮，至今仍然有市场。
（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位中国籍的圣公会主教——沈子高，字炎若，祖籍苏州，1895年出生于上海。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7年获神学士学位后赴南京，任中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兼任道胜小学校长。1934年4月，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两院（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1944年，沈子高当选为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1946年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沈子高主教随校迁往南京，任该校教授、圣乐委员会主席，至1957年退休。中华圣公会是由英格兰圣公会、美国圣公会、加拿大圣公会等普世圣公宗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圣公会诸教会联合组成，1912年4月26日在上海统一定名为中华圣公会。
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推动教会合一运动。中国的各主流宗派，于1913年组成中华续行委办会，1922年扩大其成员，并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圣公会成为主要成员。1950年起，随着三自运动开展扩大，中国基督教各主流宗派组织机构消失，但一些圣堂依旧些许保留了其所属的原宗派传统和礼仪。1958年，中华圣公会停止活动。沈子高年轻时立志变革社会，教化民心，参与创办益智小学（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前身，1919年更名为道胜小学），并成为该校首任华人校长。192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圣路加工作室（St. Luke’s Studio），旨在鼓励信徒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作。
沈子高倡导神学本色化，主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他在陕西创办神学院之时，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风”一词，为神学院命名。他的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他对艺术及圣乐的追求上。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倡导，中华圣公会、华北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共同参与编辑了一本圣歌集《普天颂赞》。沈子高被聘为编辑委员，并亲自翻译、修订了13首圣诗。在该圣歌集512首诗歌中，有72首中国曲调的赞美诗歌。他在晚年退休后，仍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顾问。1934年，沈子高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陕西传道区主教。在上海诸圣堂，为荣陞主教的沈子高举行了祝圣礼。与沈主教前往陜西任职的还有，福建教区的彭鸿恩牧师，和华北教区的杨荫亭牧师。在彭、杨等人的协助下，陜西传道区的工作得以迅速拓展。然而，沈子高没想到，此时的西安，已经处在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中，不乏共产党人的身影。先是原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董健吾求见，此人因“生活行为不检”被教会革除牧职，沈主教自不去理会（关于董健吾的中共特科，和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记载，将另文记述）。后来，时任陜西省禁烟专员的圣公会牧师钟可托，又上门拜访。这次，沈主教接待了这位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钟转达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希望沈子高主教能够出面安排一次与本地宗教界人士的见面会。沈子高答应了中共的请求。这在红军长征初抵陕北，国共对立处于劣势的时候，沈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沈子高邀请了在西安的基督教界人士和外国传教士，到主教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会面。周恩来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周的讲话很快通过与会的中外人士，并借助于上海的一些外文报纸和通讯，得以传播出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安很快就成为战区。由于圣公会会所离省政府所在地很近，日寇飞机在狂轰滥炸时，多次中弹。沈子高组织信徒缝制棉衣和救护袋，支援抗日前线，教会建立难民收容所。因西安事变结缘，沈子高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的林伯渠交往颇多。当时，许多热血青年要到延安去，西安是必经之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先住在圣公会，再经沈子高介绍与“八办”联系，转而前往延安。沈也曾协助一些支持抗日的西方传教士，经西安转赴延安。原圣公会河南教区商丘圣保罗医院院长，加拿大医生包德志，希望前去延安参加医务工作。包途经西安时，受到沈子高热情接待和协助。由于时值严冬季节，沈将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送给了包德志。后来，包氏经西安回国时，受到“八办”的盛情款待。当时朱德总司令在西安莲湖公园设宴为包德志送行，特邀沈子高作陪。
沈子高主教历来敢言、不媚俗的作风，有时也会带来麻烦。1944年，西安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沈主教做了一次题为“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由于他在演讲中抨击了国民党，而受到警告。因此，经过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同意，沈子高前往成都的华西神学院任教，此间他依然兼管陜西传道区之教务。
1946年，奉中华圣公会调遣，沈子高主教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出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又随校迁往南京，担任该院教授。沈子高主教在神学上有很高造诣，译著甚多。其著作《崇拜浅说：为什么用公祷书和礼仪》，详细介绍了教会历史上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在神学、崇拜礼仪等方面的改变。他别树一帜，带领一群崇尙古老繁华的礼仪，主张大量恢复天主教传统，和圣公会传统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的高教会派师生，不参加神学院的联合早祷，单独举行崇拜仪式。
1955年6月，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在上海救主堂举行主教祝圣礼。典礼由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教主礼，沈子高、毛克忠、曾友山、郑建业、王神荫等七位主教襄礼，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光训，受任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此次主教祝圣礼，是中国基督教奉行三自原则，独立于普世圣公宗，没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册封的一次主教祝圣礼，也使中华圣公宗在中国大陆按立主教制度，成为绝响。（中华圣公会最后一位的主教丁光训）
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给党领导提意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师生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了这次以悲剧收场的运动。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林立，“民主讲坛”上炮声隆隆。沈子高这个中共多年的“诤友”，自是仗义直言、口无遮拦。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反右整风动员大会的丁光训院长，从北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沈子高退休回上海，从而躲过了当右派的厄运。（晚年的沈子高夫妇）
1982年，沈子高主教溘然长逝于上海寓所。家人根据沈主教遗愿，将其一生积蓄设立“沈子高主教奖学金”，以资助中国教会接班人。1988年6月，中国基督教协会在上海基督教沐恩堂，举行主教祝圣典礼。这是自1958年中国基督教各大宗派停止活动，实行联合礼拜之后，首次举行的“超宗派”主教祝圣典礼。沈子高主教长公子沈以藩牧师，在原圣公会王神荫、丁光训、薛平西、毛克忠四位主教，与戚庆才、吴高梓、殷继增三位牧师的联合按立之下，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首位主教。撰写本文，得到牛津学者徐旭初先生指导，并提供宝贵资料，特致谢意！
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十一）：教堂里的谍战
都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是：间谍和妓女。在《圣经》里，这两种人都有记载，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但凡成为间谍的人，不外乎三种原因：为理想；图金钱；受胁迫。我很敬佩第一种，他（她）们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与理想，冒险赴难，不计个人得失，无惧生死。这第二种人最多，坊间热播的谍战剧，大都演的是这类人。我同情那些屈从于强权或恶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间谍的第三种人，他们的结局最惨，遭众人唾弃，贡献还得不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大陆政权，不过短短二十几年。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成功地运用谍战，获得对方情报、分化瓦解击溃敌人，即开辟的“第二战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一批具有基督教徒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起到很大作用。在中国的机密档案未能解密之前，只能将历年见诸报端，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梳理出几位双重身份的，在中国基督教界里从事秘密使命的共产党人。
余心淸：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余受党组织派遣，以随军牧师身份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冯与苏联合作的主要联络人。1948年，余心淸策反蒋介石手下重要将领投共，事败遭逮捕。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始得赦。新中国成立，担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淸，设计了开国大典和1955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仪式。1966年，余不堪人格侮辱，在家自杀。
阎宝航：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抗战的陪都重庆从事谍报工作。阎侦知德国将入侵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中共转告斯大林。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重要职务，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其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浦化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教会学校，自圣约翰大学毕业，授圣公会牧师职。浦牧师奉派往西北传教，结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随冯赴苏联考察。1927年四月，蒋介石“清党”之际，浦化人毅然加入中共，并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几次被捕入狱，均得冯玉祥搭救。抗战期间，他担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编译、社长。浦化人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建政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这位“老革命”，仅任中国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兼一些闲职。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抗战期间，关锡斌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任上，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改名管易文，身份是华东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上海市陈毅市长的英文秘书。五十年代，管易文任国务院参事，主管国际交流。
李储文：参见本刊已登载文章《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中共建政后，一大批隐蔽在基督教内部的地下党员，公开了身份，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了对宗教实行监督管理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简称宗教局）。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原因，此时国内反帝情绪高涨。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有历史渊源的基督教，势必首当其冲。
1950年，北京公安局侦破一起由意大利神父为首的“炮击天安门”阴谋团伙。此案无论真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深深植入执政者的概念中。侦测、监视隐藏在教会内的敌特分子，防止外来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一直是公安、政治保卫部门，和统战部、宗教局的要务。与新政权合作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向主管宗教的干部们解释，天主教的圣母军，和基督教（新教）的救世军，就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与你们打败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不一样。结果，隶属中国天主教的圣母军还是被取缔，负责人龚品梅主教遭监禁。基督教救世军这一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教会组织，也脱下该教派的特有军装服饰，自动消失。永远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宗教界的一举一动。
采访札记二则：
（一）记者在天津市区的五大道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里，见到采访对象。一位温文尔雅、教师模样的中年女性，她是天津政协某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故事。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他在山西老家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参加的是国民党，后来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就是我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在这期间，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
1949年一月，解放军攻下了天津城。我父亲是带着手下人马和机密文件向共产党投诚的，但从此在人间消失。我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在天津河滨大道附近的天主教西开大教堂，找了份清洁打杂的工作。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妈妈去那座高大巍峨，又显得有点儿阴森的教堂。记忆中，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投射在地面上，我数着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妈妈除了干活以外，就是跪在祭坛前祷告。那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门口发现一袋粮食，我还捡到过一束花，里面有钱。姐姐偷偷地告诉我，那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在我家不多的访客里，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黄河叔叔了，他每次来都会给我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我家饭桌上也会多一盘荤菜。我在想：他要是我爸爸该多好。生活虽然艰苦，我的哥哥姐姐都很争气，他们分别考上了清华和北大。我高中毕业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尽管我的功课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因为出身“反革命家庭”，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
我告别了母亲，报名支边。进入新疆一所师范学校的维吾尔语师资班，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给少数民族孩子们教汉语。文革时期的一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赶到武斗正酣的天津，随姐姐回到久别的家中。半夜，我突然觉得西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意识到是妈妈的魂灵回家来了。我连忙叫醒姐姐，她如实相告：“母亲已经去世，是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才……”。天亮了，我们姐俩去医院太平间，给妈妈换上入殓的衣服。我抚摩着她因为长年跪着祷告，双膝上磨成拳头大的老茧，悲从中来。又过了几年，我所在的学校来了一位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黄河叔叔。他当着我们校长的面，对我说：“小娅，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母亲，她不是反革命家属，也不是宗教界的坏人，她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我们公安局利用她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好几起国民党特务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里的敌人。这些年，我们尽管有暗中帮助，你们一家还是受了很多委屈。我作为你母亲工作上的联系人，退休前一定要做的，就是把你调回母亲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这是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调令”。我打开了这张也许再次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调令：调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二）一位退休的华裔老人，在他太平洋西海岸的住宅中，讲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的往事。为保持事件的完整、真实，还以第一人称表述。我是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开恢复活动，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人称丁光训主教的“黄埔一期”。我来到广州，受聘于即将开学的广东协和神学院。这天，省三自的秘书长叫住我：“你有没有接到十四处的电话”？“什么十四处”？“就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呀”。
下午，我果然接到一个自称李群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广东省公安厅有事要约见，于某日在东山口铁路文化宫侧门，有一辆上海牌轿车会来接你。我如约而至，被那辆挂着黑纱窗帘的小轿车，载到广州区庄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工作人员递上茶水，说：“请稍候片刻，首长很快就到”。
一会儿，客厅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位，握手寒暄后，那位年长的干部开口说道：“欢迎你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我叫林坚（化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说起来，我和你的父母亲还是燕京大学校友呢，当年我是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只好上山当八路了。我从牛棚解放出来，组织上原来安排我到你们宗教局当领导，我说还是干公安老本行吧。今天，我们请你来，是要解决你的广州户口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在防止外来势力渗透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尽一个中国公民保卫国家的义务嘛。具体说就是，你若在神学院、礼拜堂遇到有境外敌对人士的非法活动，要及时报告。由我身边的这位小李与你联系”。
谈话继续在饭桌上进行。酒过三巡，这位老公安话匣子打开了：“你看过电影《羊城暗哨》吧，我就是电影里那个侦察员209的原型。当年，那个美蒋特务组织企图劫船去香港，到联合国控告新中国的阴谋大案，就是我们破获的”。哇，我真的要向眼前这位反间谍英雄好好学习呢！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收缴了一堆外国游客“遗留”在礼拜堂里的宗教书籍，也没有发现什么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情。我开办了一个英语查经班，请了一些在广州的外籍教师，与几十位附近的大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在一起用英文读圣经。他们中有一位女大学生，人长得瘦瘦高高，每次来都安静地坐在墙角落，散会时总帮我扫地、收拾桌椅。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她成了美国传媒大亨身边的女人。
这天，我接到李群的电话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副总领事，明天要陪同客人来东山堂做礼拜。我奉命近距离观察这些美国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人。次日，我主动上前与副总领事攀谈起来，原来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是外语系郭秀梅教授（丁光训夫人）的学生，照论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尽管与他们聊得很嗨，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应澳洲的亲戚去观光旅游。临行前，在区庄的小楼里再次被林厅长宴请。老侦察员似乎觉得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嘱咐一番：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并且说：“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
我们夫妇俩在纽澳逗留半年，终因不堪思念女儿之苦，选择回国。刚抵广州，我就被省宗教局局长请去问话：“现在的青年人，个个想出国。你出去了半年，而且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却回来了！为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们断定我在国外接受了某种特殊任务，被派遣回来的，我是百口莫辩。我在神学院的职务停止了，原来受邀在礼拜堂讲道也取消了。我想起李群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已是空号。我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去读书，是那位同门师兄弟帮的忙。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遥想那在教堂里的谍战，该平息了吧？
司徒桐教授的精采人生
司徒（复姓）桐先生于2008年12月23日病逝，享年97岁。2001至2006年笔者曾在北京西路华瑰园小区物业工作，由此结识了当时居住在小区、90岁高龄的南京神学院英文教授司徒桐退休后两度被学院返聘，带研究生班。因爱好写作，我多次对他进行采访，对这位高龄老人的精采人生有了较多的了解。
司徒桐先生1911年出生于韩国首尔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广东），20年代在烟台师专（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后供职于韩国首尔基督教青年会。1933年，因其出色的英文基础，被推荐回国，在上海基督教中华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任英文速记员，兼管档案 。后曾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司徒桐先生曾保管过费吴生（ 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西方｝干事，与多位外籍友人设置安全区，保护了大量南京难民。司徒桐与费吴生两人多次在上海的会议上见过面。）记录的英文南京大屠杀文字资料。
抗战时任西安慰劳盟军委员会主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暴发后，司徒桐先生奉命携妻秘密转移去重庆。途中的1942年1月，在江西赣州应邀参加当地的一个盛大晚会，有幸与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及夫人蒋方良女士一同观看演出。那时蒋经国任赣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司徒桐先生在重庆工作半年后又调至西安，任西安青年会事工干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救亡活动，如开展抗日募捐、组织抗日戏剧表演、开办体育培训班、英文培训班、慰劳盟军（陈纳德领导的美国飞虎队有部分兵力进驻西安，曾远距离奔袭轰炸日本本土。）等活动。另外他还经常参加西安市重要的军政外事活功，担任英文翻译，接待过英国军事代表团、英国议会代表团（顾维均外长陪同，司徒桐与代表团一起进驻西安著名的京西宾馆。），还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有驻西安美军参加的中美蓝球友谊赛。此外他还多次给陕西省省主席祝绍周、省党部主任谷正鼎做过翻译。后来西安省党部颁给他一份西安市各界慰劳盟军委员会主任委任状。1944年夏，全国青年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并点名要他参加。西安至成都有500多公里，公路交通十分不便，加上经费紧张。司徒桐先生打电话给谷正鼎，求助搭乘飞机去开会。谷及时做了安排。司徒桐在西安机场上了一架美国援华的专机，在机上巧遇他的英文培训班学生石静宜小姐（西北富豪、纺织大亨石风翔之女；石风翔曾给慰劳盟军委员会捐过款。）和她的夫君、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青年军第206师的一位营长）。蒋纬国十分健谈，知识面广，丝毫没有委员长公子的架子，加上他也信仰基督教，英文也很好，又在上海读过书，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三人是一路谈笑风生。飞机到达汉中上空时出现了一点故障，蒋纬国安慰司徒桐先生别紧张，飞机只是一点小毛病。飞机安全降落机场后，蒋纬国夫妇到站下机，他们热情握手道别。机场方面又安排另外一架专机送司徒桐赴成都。
新中国上海、南京显身手
抗战胜利后，司徒桐先生赴美国春田大学留学二年，主修社会科学，副修体育，获学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又回到上海工作。解放初，司徒桐先生和球员王中成编译了国内首部“国际羽毛球竞赛规则”。他还举办了一期我国最早的由学生、营业员、银行职员等基层群众参加的羽毛球培训班，推广羽毛球运动。不久，上海市体委又邀请司徒桐先生举办了一期羽毛球培训班和羽毛球裁判员培训班。早期的全国羽毛球比赛裁判员，多是司徒先生的学生。
1960年初，为方便给患病的妻子在南京脑科医院就诊，司徒先生从上海调南京市体委工作，任中山东路体育馆指导组组长兼羽毛球教练员，曾以教练员的身份率江苏省羽毛球队参加全国比赛，获男子双打第二名。1962年，在南京神学院院长丁光训的力荐下，司徒桐先生又调南京神学院工作，任英文教师。1963年10月，第一届国际“新兴力量运动会” 在印尼举行，为了与国际体育运动接轨，中国代表团首次派出击剑队参加比赛。为了备战运动会，国家体委特委托一位击剑教练（印尼归国华侨）来南京解决英文版“国际击剑竞赛规则” 译中文的难题。南京市体委主任汪大年，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司徒桐先生。他用了两天时间，将约2000字的译文翻出。由于对击剑运动陌生，他又与教练斟酌修改击剑专用术语，直至准确无误。为此国家体委付给稿酬50元，这在当年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的国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至1977年，外交部委托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将部分联合国英文文件译成中文存档。南京承担翻译任务的高校有：南大、南师大、南京神学院。神学院参加翻译的教师由司徒桐先生领衔，徐如雷、陈泽民、莫如喜、骆振芳、韩彼得、孙汉书等参加。
1977年1月，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省外事办特请南京神学院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文管会编写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一文（约6000字，1976年12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译成英文。那时神学院还处于停课状态，教职员工正集中参加“统战学习班”。丁光训院长授命后，组成由司徒桐领衔，莫如喜、骆振芳三位英文教师参加的翻译小组。当时在南京诸多高校中，神学院的英文师资力量很强。翻译小组怀着对周总理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齐心协力，加班加点，用了三天时间将译文高质量地翻译完毕。译文署名为“钟文”，钟指南京，文指三个文人合作。
晚年仍为外事工作做贡献
1986年秋，为了推动我国蓝球运动走出国门，国家体委在南京举办了一期全国蓝球教练员培训班，特邀请了两名美国同行任教。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培训任务，更好地向美国老师学习，南京市体委请司徒桐先生担任首席英文翻译。司徒桐先生不负众望，以准确周到的服务，受到中美双方教练的一致好评。 1988年，司徒桐先生被学院评定为英文教授。80年代末，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逆流。一天一位日本学者来访，询问司徒桐当年费吴生南京大屠杀英文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司徒桐说：“费吴生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是真实的，我那时在上海亲眼见过。” 日本学者又问：“谁能证明你当时的身份？” 司徒桐答：“梁传琴能证明，他当时任全国协会宗教干事，后客居美国”。一年后，这位日本学者第二次来访，并带来了日本电视摄像记者，对司徒桐保管过费吴生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事做了一档专访。两次来访由南京市宗教局有关人员陪同，南京青年会干事刘德昌也参加了会见。
1986—1993年，司徒桐先生任基督教南京青年会执行干事、总干事；在此期间曾率团访问日本的东京、名古屋、横滨青年会。之后，担任南京青年会董事及顾问，多次接待外宾来访，并应邀参加多个来南京访问的外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翻译工作。90年代曾和一位二战期间在西安结识的美国飞虎队老兵建立了联系，后与其子女有过交往。
（照片说明：1.2006年7月，司徒桐先生以95岁的高龄正式结束学院返聘，学院设宴欢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南京神学院院长丁光训亲自作陪。2.2008年1月7日，司徒桐先生在家中接受笔者的采访。）
作者：曾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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